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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诗到老年惟有辣 书如佳酒不宜甜 个人微信:sdjnlaoquan

 
 
 

日志

 
 

说“活该”的人,欠一个道歉  

2017-08-27 16:46:09|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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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要对某地或人群的某种文化传统、认知习惯做出批评,即如所谓“热爱编制”,应该满足一些前提。


本不曾料到会想为“热爱编制的东北年轻人”辩护。身为东北人,我不喜安稳,亦乏原乡之情。21岁远离东北,再未想回去生活。十年省厅体制内工作经历,一度自觉仕途有光,但决定裸辞远走,也就一支烟时间的事。经济凛冬已至的东北,“年轻人”而“热爱编制”,至少该是“怒其不争”吧。

细读了那篇刷屏报道《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有编制扫大街也行》,看了跟进的评论文章,朋友圈各种表态,又觉得,把“活该穷死”就这样砸过去,甚至把东北不振的罪责归于年轻人对“编制”的“热爱”,缺少了那么一点公允和理解。

刷屏的报道,作为新媒体时代吸引流量的成功作品,很轻松地实现了对某个地域特定群体的锁定。一些经过选择的个案,以及一些经过选择的数据,塑造了“编制”这样一个“黑色主角”,读者“哀”而且“愤”的情绪,未超出剧本安排。

报道中的个案,都太“极致”,“极致”到“奇葩”。用个案、个人经验概括一个大群体,典型性代表性的证明,都是需要的,而且要够强。

报道倒是提供了一些数据,比如:

“据《吉林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15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中,37.57%选择进入国企。而同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进入国企的本科毕业生比例则分别为19.25%、20.74%、27.28%、11.56%。”



这个数据,用以说明东北年轻人对国企,或“体制”、“编制”特出而普遍的“热爱”,怕是够了吧?

上述大学都是全国统招,且异地招生比例并不低。这个数据若可用,自已预设了这些大学里,本省本地学生仍居多数的前提。倒也基本属实。不过,在这个前提下,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如果不想离开家乡太远,就要在学校所在省份及周边省份择业,那么,本省及周边省份的产业结构、国有企业比重,甚至学校专业结构、就业传统,就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东北产业结构的显著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则占比较低。在东北的第二产业中,传统的重化工业占比过高,黑龙江竟达80%左右,其中能源工业的占比达到54%(2006年时占比竟达72.9%);在一汽所在地长春,汽车制造占工业产值的60%(2008年峰值时占比为67.8%);辽宁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70%。

第二产业,还是重化工工业为主,这些企业,多是国企,大型的。

从国有经济占GDP比值来看,2015年前后相关统计数据是,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省超过40%,黑龙江省超过50%,都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从国有企业数来看,黑龙江省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113家,国有企业比重接近70%。

70%的规模以上企业都是国企的省份,必然比浙江这样民企数量占大头(2015年企业百强榜占8成)的省份,有更多应届毕业生进入国企。东北国企又以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为主,高校的专业设置,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很多都迎合所在地大型央企国企,比如吉林高校之于一汽。就业去向数据的说服力,恐怕没那么强。好比说浙江省小学生,99.9%都进入了暑假长于寒假的学校,并不能说他们的偏好,只是此地气温更高而已。

更有说服力的,应是某省公务员报考人数与当年应届生数量的比值。

同样是2015年,吉林省报考公务员人数8万,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17万,比值不足50%;黑龙江的数据,是10万:21万,也不足50%。

东部沿海的江苏,同一数据比是27.8万:54万;河南,29.4万:49万;甘肃,8.4万:13.2万;福建,14.8万:26万,均超过50%。

宁夏的这一数据,则为4.5万:3万,贵州,达到23.9万:12.4万,报考公务员考试的人数,都超过了应届毕业生数量,贵州更是达到将近2:1(数据来源: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及网络信息整理)。

至少从这个数据来看,东北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远不是那么突出。更何况,最新报道显示,全国“有32%的受访‘海归’计划报考公务员”呢,已经接近吉林大学选择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

“热爱国企”的反面,是“瞧不起私企”,报道引用私企招聘人员的话:“(学生)感觉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但别人就不这么看。”可是,报道中明明也提到,“在2001-2011年期间,曾在东北开展投资或有实际经营的外地企业中,有66.4%的企业‘已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未来5年内有离开意愿’”,冷冰冰的数据恰恰证实,学生们没有高估在东北企业(多数是私企)的风险,那么,这种偏好又有什么错呢?

要对某地或人群的某种文化传统、认知习惯做出批评,即如所谓“热爱编制”,应该满足一些前提。



首先,这种“文化”应该是问题的主要原因,至少导致了问题恶化。那么,年轻人对体制的依赖乃至是“官本位崇拜”,是不是导致东北经济滑坡的主要原因?或者接下来追问,“研究生扫大街”是不是东北衰落的真相?甚至,年轻人不改变这种心态,东北是不是就不可能振兴?

我想,答案都是比较清楚的。

一篇跟进评论里为了说明“考公务员”的不合理,严正指出“公务员不是越多越好”。可是,东北的公务员数量比其他省份更多吗?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降低一半,东北公务员的编制会减少吗?

一个地方的年轻人更喜欢公务员这个工作,更喜欢国企,不会让公务员更多,不会让国企更多。同样,某个地方的年轻人不喜欢公务员,不喜欢国企,也不会让这里的公务员编制少一点,收入降低一点,国企倒闭搬迁一些。公务员岗位基本在全国都是供不应求,恐怕真没几个单位会在意考生报考人数。

鸡生蛋或蛋生鸡的争论确实不少,但这事不属此类。东北年轻人争相报考公务员的行为,主要来说,是东北经济下行现实的一个结果,是公务员地位较其他社会身份收益更多这一现实的结果,而非相反。人口外流,产业结构……都可以算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但青年人“思想落后”,还排不上号。

个人英雄主义只能是个人层面的,《艋胛》中那句“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在统计上总是成立。所谓“没有热爱自由空气的心”,不过是表象,也很难验证,就像非要证明鲁迅多活三十年是不是硬骨头,萨特在中国是不是比老舍结局更好。把一种个人英雄的义无反顾变成某种标准,用来衡量别人,有些时候,不免“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其次,要看对东北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少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此前所有的“东北年轻人”,几乎都是指“留在东北的年轻人”。而多年以来,东北年轻人口持续大量外流,成为现象级事件。东北人在海南硬生生造出“飞地”。每年东北在外劳务输出的年轻人数量是个惊人数字(前些年个别市劳务输出人口达到总人口三分之一),东北本身也正成为中国最大的新“侨乡”。这些年轻人可能是最具闯荡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东北人,如他们闯关东的祖辈一样。他们也是“东北年轻人”。

我也不愿意断言,留在东北的年轻人就是贪图安逸或保守无能之辈。限制一个人不肯离开故乡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在东北。比如老人。不要忘记,那些个人奋斗的目的地城市,既不欢迎低端人口,也不喜欢老年人。一个江浙人到上海,和一个东北人到上海,考虑到家人因素,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有极大差别。

没有离开东北,就要选择打工或创业。可是,投资环境坏到连外来企业都忙不迭要逃,那么,报考公务员当然就是最稳定也最正常的选择。

对个人来说,稳定又真那么不堪吗?从评论留言中可以看到,很多东北年轻人选择公务员道路,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这样“崇拜编制”?因为1990年代。当时波澜壮阔的下岗潮,最大的就发生在东北。不知多少“有编制的”国企员工,顺从地放弃了体制内身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买断”,而后陷入了巨大困境。我记得大概是1999年,在拉萨经常翻《新华文摘》,看到一篇论文,沈阳下岗工人一家三口,每月只能靠50元人民币度日,每天需要到菜市场捡剩菜叶子和骨头,当时的震撼,有如在高原上听到海啸。而留在体制内的人,状况就要好很多。了解那段历史内情的人都应该知道,轻率地说句“活该”,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这种深刻记忆,包括后来东北国企的再次“发达”,当然可能会让很多人记住教训。巴甫洛夫做“条件反射实验”,他的狗后来遭遇水灾险些淹死,然后发现此前训练好的各种条件反射都不见了。苦痛与恐惧,比任何道理都能达到洗脑的效果。

至于创业,你要知道在东北每天有多少人把“创业”甚至是“互联网+创业”挂在嘴边吗——其中很多是传销。而就在不久前,来自山东的大学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陷阱,失去生命。你们觉得,作为父母,是希望自己缺乏资本的孩子在外面“创业”沦为李文星,或在老家“创业”因为没有关系被各种修理,还是买一个“编制”呢?

当然,性价比评估要有边界。“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很可能正是这句出自一位“来自偏远乡村”且“正在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的年轻人的极端话语,刺痛了很多体制外读者。太阳底下无新事,几年前报道哈尔滨研究生清洁工新闻时,媒体也很精到地拎出那句“就是死,就算是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这种极为个人化的表达,营造了一种“范进中举”式的荒诞气氛,使痛斥变得正义凛然,又被迅速涂抹成整个“东北青年们”的标签。



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学术上一直存在争议,比如不同宗教对经济的作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区,是在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内,文化的区别,文化的影响,一定有,但远远没有那么大。说到底,这是一个“东西问题”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决定,而不是“南北问题”,即思想文化差异决定。很多看似关联的现象,是否有因果,何为因何为果,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简单判断因果甚至扭曲因果,只利于生成刻板成见。西方对东方民族素质的成见,港台民众在改开初期对大陆民众的成见,甚至所有人对有色人种适合某项运动的成见(比如黑色人种更适合打篮球),都属于此类。

刻板成见多数始于获得优越感的动机。这本是一种正常的情感,但体现为何处则有相当大区别。广东比河南经济好,在经济指标上有优越感,没有问题的。但人性之幽暗决定了很多人必然会将这种优越感延伸至更多领域,从个人意志品质(是否愿意向上奋斗)到群体文化行为习惯,甚至区域人群的智力水平。

我很想对留在东北的年轻人们说两句什么,但又觉得多余。他们身上有没有某种群体文化上的弱点?有的。但是,这些弱点,包括所谓“热爱编制”,纵然对“东北振兴”果真没有什么助力,却也仅此而已,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大不了的。

同时我也认为,那些针对东北年轻人,甚至更多经济落后区域年轻人(比如大凉山“只会喝酒贩毒的年轻人”),对让人“看不惯”、缺乏进取心行为的批评甚至鄙视,哪怕是带着些优越感,也不过是人间常态,算不得险恶,犯不着较真。

令我可虑的,是那些付出巨大成本的报考者背后的逻辑。时间成本,或金钱成本,可以投入,自必可以收回。这几乎相当于明示,“利用权力共同作恶”,会是自然选择。曾经的受害者将摇身成为加害者。但这逻辑的背景,同样也是体制留下的巨大间隙。

令我愕然的则是,当公众看到为了买“编制”要“打点”20万元人民币时,竟丝毫不觉得难以接受,不惊讶于权力勒索敢于如此公然而败坏,况且是在当下的政治气候下。假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长三角或珠三角,难道不是一种极为明显的、需要即刻加以处理的毒瘤吗?

同样,“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有事业编制的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这是五年前的新闻。早有网友爆料,说此种操作不止一次,其中很多人出身不差,是借机获得编制、进入体制,以曲线进入其他部门,不意此事被媒体盯上,不得不真扫了几年大街。真假难判,毕竟后续报道居然阙如。但此事的不合常理之处,却也非常显然。当公众看到所谓“研究生清洁工”新闻时,难道不应该首先觉得这事的怪异,要追究一下这样的编制方案如何得以制定,这样的财政预算如何能够在人大过关吗?

然而,大家看到的只是“热爱编制的年轻人”的鼠目寸光,进而展开了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与制度追责当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在制度追问趋于寂静,另一面的哄堂大笑却声振屋瓦时,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说“活该”的人,欠这些年轻人一个道歉。



容我再促狭一点。东北的问题,从经济到文化,与全国都有同质性,无非是量的差别。哪怕是在上海,我也耳闻或目睹过各种基于“体制”和“编制”的不公。一场哄笑,别人头上的虱子,并不能缓解自己的搔痒。更何况,又有谁能真正自外于“编制”?“企业送与国家”这样的风言风语都开始飘起来了,临冬城陷入暗夜之后,你知不知道,君临的夏天也可能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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