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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诗到老年惟有辣 书如佳酒不宜甜 个人微信:sdjnlaoquan

 
 
 

日志

 
 

80年代的人情之美  

2017-07-31 10:22:50|  分类: 生活天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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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们可以跳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模式来看待这种“人情”。它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最迷人的一部分,进入工业社会或者现代社会,这种人情普遍遭遇到了挑战。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80年代随妻子到台湾居住,曾拜访祖父的论敌梁实秋。周令飞没有读过鲁迅和梁实秋论战的文字,但是却很想让梁实秋谈一下当时的情景。梁实秋淡淡地拒绝了:“以后有机会单独谈吧”,说完,他站起来往周令飞的杯子里添了一些啤酒。

两人几度碰杯,气氛很是融洽,周令飞甚至想为梁实秋做一串在台湾吃不到的老北京糖葫芦。

记录下这一幕的是丘彦明,当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的编辑。她的《人情之美》最近在大陆出版,该书记录了丘彦明担任副刊编辑期间与十多位作家打交道的经历。大陆的80年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思想上的黄金时代,在台湾也一样,丘彦明笔下的80年代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时代。

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在大陆版的《现代文学史》中都曾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年轻的他们。梁实秋是作为鲁迅的论敌存在的,鲁迅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针对他的。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日记里很多次都提到他。叶公超,新月派的年轻批评家。我们知道就是这些最粗的线条,随着1949年政权的更迭,这些人就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消失了。

丘彦明为我们讲述了这些人的80年代。梁实秋凭借一己之力,耗费30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然后,他又花了7年时间,写出一部一千多页的《英国文学史》,编辑二千多页的《英国文学作品选》,他的坚持和耐力真是让人敬佩。这样的工作量,放到今天,需要一个文学所组织十几名专家,立一个大项目,做十几年都未必能做好,但是,这样一位梁实秋,是不为大陆读者所知的。

晚年的梁实秋,生活优雅而洒脱,他和太太养了两只猫,每天都要去菜市场为猫买活鱼吃。猫枕在他腿上睡着了,他都舍不得挪动身体,怕影响猫的休息。就是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竟然和鲁迅围绕革命文学进行了一场论战,站在晚年梁实秋的立场来看,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仅从对待宠物的角度,也能看出两人的根本不同,鲁迅厌恶宠物,把梁实秋比喻为“落水狗”,而梁实秋则是标准的“猫奴”。这样想,两人起冲突也就并不意外了。

丘彦明与梁实秋先生合影于台北四维路梁宅丘彦明与梁实秋先生合影于台北四维路梁宅

丘彦明大学学的是新闻,但是喜欢编辑刊物,等她到了《联合报》,在著名诗人痖弦担任主编的文学副刊做编辑,痖弦为了锻炼她,除了约稿外,还让她承担访问作家的任务。丘彦明个子不高,聪慧而可爱,很快就和老作家们打成一片。因为女儿不在身边,梁实秋夫妇把丘彦明当女儿来看待,梁太太韩菁清到香港出差,就让丘彦明每天来陪梁实秋吃饭。

正是由于这种深入的交往,丘彦明得以深入了解作家们的生活甚至生命。梁实秋生命的最后时刻,丘彦明一直陪在身边。戴着氧气面罩的梁先生,突然大声喘气,并且大喊:“给我更多氧!”这就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潇洒的散文大家,尽管早已自称看破生死,也对身后事做了清楚的交代,但是他对生命又是如此不舍,让人动容。他性格的底色,就是对生命的热爱。

和梁实秋的洒脱相比,叶公超则显得决绝而顽固。他晚年和政治关系紧密,1978年被聘为“资政”,但是他同时还保持着文人的本分。由于对丘彦明的信任,他特别告诉秘书,丘彦明可以随时来他办公室,不用打电话,也不用预约。生病住院后,丘彦明每天下午都抽空到医院陪他,成为了他心灵的依靠。得知叶公超去世,丘彦明用被子蒙着头大哭一场,然后去料理这位批评家的丧事。

就这样,这个小女子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的守夜人,送走一个又一个老作家。这就是“人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编辑与作家之间的感情,一个女孩子与文学老人的感情。丘彦明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是,正是这种“人情”,把她和这些从大陆颠沛而来的文化人联结在了一起,某种程度上说,她也继承了他们精神的衣钵。

正是这种亲近,让他可以大胆地问老年的梁实秋:你还有什么遗憾?梁实秋说了很多,最后提到的是陆游的诗句“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也让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在老一代作家心目中是多么重要。丘彦明在和这些作家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有着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她有意要为时代留下一些特别的记忆,而这些老人,此时已经有点像孩童,在丘彦明面前完全打开了心扉。

如果说梁实秋、叶公超是一代人的话,三毛、白先勇和高阳,则是新一代,他们的文学之路,都是在台湾开始的。三毛把丘彦明当成最好的朋友,甚至送了一些衣服给她,在丘彦明去领奖前,还把她喊到自己家里,给她找最好看的衣服,帮她化妆。白先勇对丘彦明也非常好,“丘彦明做的一切事情,我都支持”。历史作家、大才子高阳,则把丘彦明当成了红颜知己,领了稿费,去买一双意大利皮鞋,要过来给丘彦明秀一下:你看样式怎么样?后来,高阳更是向丘彦明表白:如果我再年轻10岁,就追你啦。

白先勇与丘彦明白先勇与丘彦明

每个人对“人情”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这种“人情世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不但要投入情感,也要把握分寸。丘彦明在当编辑的时候,和在美国的张爱玲通信好几年。每次约稿,张爱玲都会回复,偶尔也会有一些对生活的吐槽,显得挺亲密。但是,等丘彦明从《联合报》离职,不再当编辑的时候,再给张爱玲写信,张就没有回复了。

丘彦明所讲述的《人情之美》,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编辑与作家之间的情感。这其实有着相当深的时代烙印,他们交往的纽带,是报纸的“文学副刊”。那是报纸副刊的黄金时代,副刊不刊登新闻,它比新闻更慢,因此,也就更有人情味。报纸提供的新闻,塑造的是读者对世界的看法,哪些是“现代”的,哪些是“落后”的,新闻的本质,就是为读者提供这种理性。而文学副刊,则提供某种感性的纽带。

80年代,以《联合报》副刊为代表的报纸文学副刊,其实是台湾文学的主阵地,报纸上不但发随笔和短篇小说,还要发长篇连载。据说,最多的时候,高阳要同时为三家报纸的副刊写历史小说连载,怕把故事写混,他要分别在三张桌子上写。高阳和联合报有很深的感情,穷到交不起房租时,就躲在报社里,成为一名“编外人员”。

在这个时代,副刊编辑,其实文学活动的灵魂。他们负责约稿,负责组织笔会和各种文学活动,他们也必须和作者们打成一片。丘彦明就是那种最理想的副刊编辑,她本身热爱文学,并不把与作者打交道看成是“加班”,相反,她甚至从中找到了很大乐趣,和很多作家都成为好友。他们的交往,最终超越了功利性,三毛在最绝望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他,而白先勇家的兄弟,甚至把她当成最亲密的朋友,称呼她的外号。

如今,报纸的辉煌不再,即使是台湾,进入90年代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报纸副刊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魅力了。除了图书编辑依然坚挺外,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都已被社会完全边缘化,他们甚至普遍丧失了社交的兴趣和动力。丘彦明所讲的故事,就成为了让人无比怀念的历史。

我们可以跳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模式来看待这种“人情”。它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最迷人的一部分,进入工业社会或者现代社会,这种人情普遍遭遇到了挑战。在大陆,有时候我们会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它,“关系”,这个词的含义有时候非常负面。“有的人靠能力,有的人靠关系”,“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功利的时候,就变成了“关系”。

我们确实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现代了。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怀旧。任何一种怀旧,怀念的都是人情之美,而不是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如今,完全在电子媒体和表情符号中长大的一代,可能已经很难理解80年代的那种感情模式了。人与人之间,如果失去了情感的联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很多恶性新闻事件,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丘彦明与《人情之美》丘彦明与《人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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