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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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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现在的青年作家为什么不嚣张呢?  

2017-07-22 08:41:42|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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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对谈路内:现在的青年作家为什么不嚣张呢?

在香港书展上对谈的许知远与路内

7月19日,2017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次日下午,作家许知远和路内以“个人书写与时代精神”为题,在书展的“名作家讲座”上分享了各自创作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对谈中,两位作家追溯了自己最初写作的精神渊源,探讨了个人经验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并提出要重新审读文学传统,从新的角度探索被压抑的叙事。以下为对谈内容,因篇幅原因,部分内容有删节。

到现在为止,写乡镇的这批作家是中国最成功的

许知远:最初阅读的那些作家会奠定我们的性格。20岁出头时,影响我的是海明威、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他们介于新闻记者和作家之间,跑到巴黎去描述什么,跑到西班牙内战去干什么,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最初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让我们想)去过旋风式的生活、冒险的生活,去描述那样的变化的生活。

我当时对80年代的作家们有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好像我们所有作家都在描绘自己的那点乡村经验、城镇经验。我特别渴望中国出现那种Cosmopolitan(世界性)经验(的作家)。过去可能就林语堂这样的人有这种精神,后来我们所有的写作慢慢缩回到千篇一律的小镇经验、乡村经验。因此我那时候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想拼命跑到外面去,看看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来冲破这种过分强的乡土性。

我那时生活在北京,我们读的是《纽约书评》、《新共和杂志》,是纽约那批知识分子在读的东西,还有195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一批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怎么去理解美国二战后大众社会的形成,他们怎么对抗大众审美标准,他们如何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来描绘一个社会的变化……回忆起来,是这些东西奠定我最初对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的。

我好奇的还是精神渊源:是什么原因最初塑造了我们的成长?什么奠定了你最初的性格?哪些作家激发了你写作的欲望?

路内:我觉得我们这批人,包括你在内,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共性就是“嚣张”。看现在的青年作家,我会疑惑:为什么你们不嚣张呢?你们应该嚣张一点,无所谓一点。现在好像他们很沉默,性格很文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文学本身而言,上一代作家对青年作家既有扶持,也有压制,全世界都这样。我们说的文学浪潮、文学革命,会不断产生。

我当时还看互联网上的地下文学。所谓地下文学,是文学意义上的地下文学。五湖四海都有,也有小镇出来的,也有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小孩写诗,谈论他们的各种经验,还有台湾的作家。当时有一个台湾中学老师写诗写得很好,他在台湾根本没有名声,就在大陆的论坛上面发发诗,有很多女粉丝。

但你又会发现一个问题:到我们现在,写乡镇的这批作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不知道为什么。相对偏西方的那些作家,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在中国似乎没有办法拓展开来。虚构作品大家跟随的都是电视剧的审美,而不是小说的审美。

“我特别期望中国能出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作家”

许知远对谈路内:现在的青年作家为什么不嚣张呢?

路内 拍摄:兰达

路内:我经常在一些文学活动中,听到有作家这么说:“写作跟这个时代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相对比较自在自为的事情。你写得再精彩,也比不上社会新闻。”这在我看来,可能是作家自我认知的问题。作家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经验跟写社会新闻的人放在一起谈。

1990年代末新闻的蓬勃影响了非常多的青年作家和文艺青年。很多作家都是从文艺青年里面出来的,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就在写文学作品,现在还在写。不能轻视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新闻是走在前面的,文学其实是紧跟在后面的,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知。

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产生了一批作家。包括我们说的80后作家,他们也借助媒体,让自己获得文学和社会的认可。反过来,我们那代作家也会从新闻中间重新寻找文学的价值。

我写《少年巴比伦》是在2006年年尾。当时编辑说:“你为什么要写工厂,这个东西不会有读者。你要写都市男女。”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从我直观的感受上来讲,我现在写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也许过十年再写,它会失去意义。什么时代出什么作品。

许知远:我昨天从飞机上下来,坐出租车穿过维港,看见前方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我就在想,香港这样一座城市,其实是作为一种方法或经验的存在,是一种非虚构的方式。我觉得整个非虚构这种背景的写作,在中文世界被大大地压缩了,我们对非虚构的写作就变成记者式的。

我特别期望中国能出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作家。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的衰亡,托马斯·卡莱尔写法国大革命,艾默生写美国精神的崛起,这类能寄托巨大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背景的东西,好像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是一个被高度压缩且消沉的部分。

所以在香港,我就想起了这个城市的过去。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这个城市充满崭新的地方,比如当年康有为在这里发现了灵感,1879年第一次来香港时,他被这些楼惊呆了,因此要去改变古老的中国。另一方面,它也是通往过去的,1948年、1949年,钱穆先生跑到这个地方,在桂林街开创了最初的新亚书院的雏形,他在那里建构了一个巨大的中国传统。

我现在特别着迷的是从19世纪到现在这一世纪中国怎么发展的。你提到非虚构小说,现在大家一提文学就是小说。为什么它叫“小说”?因为它最初不高级,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文体,所以梁启超要专门写文章,说小说是很重要的。但梁启超当时那个要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现在的中国反而消失了。

我在想,我们这代人,要如何重新让书写变得辽阔化起来,重新对着更广泛的世界发言。当然,个人经验非常重要。两者如果能重新形成张力的话,会更有意思。

人到中年,你又被传统重新拽回去了

许知远对谈路内:现在的青年作家为什么不嚣张呢?

许知远

许知远:年轻的时候,我很西化,对中国传统很不屑一顾。过去几年,我突然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从近代引发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我以前从来读不下去的人,比如钱穆,突然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我觉得他们可以释放我很多现实中的紧张感。

让我感伤的是,我尽管一心想逃离传统,但人到中年后,你又被那个历史重新拽回去了。这个世界以前跟我从来没有关系,现在突然对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它能给你慰藉。

比如出生在1873年的梁启超。这样一个19世纪的70后年轻人,一开始受的都是充满束缚的教育,四书五经。他慢慢成长,去赶考。他的人生节奏是根据考试的节奏来的,去广州书院考上举人,再去北京考上进士。最后碰到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巨大变化发生,突然到上海,发现世界是这个样子的,遇到康有为这样的人讲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他年纪轻轻就卷入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之中,卷入到巨大的舞台中央。这时候好几个同伴死了,他一个人逃亡,逃到日本使馆躲起来,在天津的军舰上转去日本。在日本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日本提供了一个近代样板,他拼命学日语,在那里办报纸、办杂志,把这些再传回到上海,在上海分发到芜湖、镇江……影响了一代人。

1912年,他流亡14年回来之后,发现他做的所有事情无意中推行了一场智力上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到1929年他去世时,又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路内: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太多太多问题了,内忧外患。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那个时代是现代文学的开端。

其实那时有很多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的人,但留下的一个最经典的中国人形象叫阿Q。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来看,这首先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其次,它似乎决定了写作者的命运,让你看到一个更低位的东西。那个更低位的东西所谓的文学光环,忽然一下子,超越了那个时代真正有光环的人。

现在我不能说中国文学遇到了什么难题,这个话题太大了。一说中国文学遇到什么难题,(人们)首先说这个时代很浮躁。但作家就是一个个体,再遇到一个浮躁的时代,你还是能写下去。

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视野窄。当你写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视野窄的时候,个人的压力和外部世界的压力都会对你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束缚,你能力有限,摆脱不开。但是有眼界的、能力强的作者,是可以摆脱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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