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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诗到老年惟有辣 书如佳酒不宜甜 个人微信:sdjnlaoquan

 
 
 

日志

 
 

高级知识分子出洋相,都是很好的段子  

2017-06-06 11:37:18|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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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出起洋相来,都是很好的段子,想不欢乐都不行。
        我上中学时,每年的五月称之为“红五月”,有太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纪念五七干校,纪念五一六通知,纪念五二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五卅惨案。与我们家关系最密切的是五二三,父母在剧团工作,这个纪念日还没到,早早地已开始准备。那时候也没戏可演,演来演去都革命样板戏。父母所在的剧团移植了《沙家浜》,几乎能演戏的女演员,都扮演过阿庆嫂。
        记忆中,对于这个五二三,真没好印象。就知道日子快来,父母又要下乡,一家人又要离别。在别人眼里,五二三纪念与五七干校没任何关系,在我们家看来却差不多,只是一个日子短,一个日子长,都是要下乡,都是到农村去,都是扔下孩子不管。我小姨也在剧团工作,她孩子可怜才一个多月,突然来了指示,都要去五七干校,小孩怎么办呢,不得不交给爷爷奶奶。
        五七干校是过集体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称之为“臭老九”的人,都可能去过这种干校。父母的干校在镇江桥头镇,按说这地方小孩子是不可以去的,我因为眼睛被打伤了,情况特殊,出院之后,去北京之前,先到干校住了几天。记得是住男宿舍,一排房子男宿舍,一排房子女宿舍。有很多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的重要标志,剧团演员文化水平不高,经常写毛笔字,有几个人字写得真是不错。
           大字报无非两种内容,一是批判,二是宣传。我没事可干,白天大人下田干活,就去欣赏大字报,看黑板报。印象最深是一个臭鸡蛋的故事,有人偷偷将一个煮熟的臭鸡蛋扔进了女厕所,有人便向工宣队汇报。当时工宣队是剧团的最大领导,听说此事便悍然闯进了女厕所,将鸡蛋捞出来,洗一洗,闻闻,当着众人面,尝了一口,然后要旁边其他人也尝一下,结果呢,大家就都分享了,结论是这个鸡蛋还可以吃。
         多少年来,总是会想到这个扔进粪坑里的臭鸡蛋。在小说《关于厕所》中,我写过这个细节,究竟是谁扔的,并不没有什么结论,最终不了了之。能记住的是大字报上总结,通过这件事,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世界观,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那年头,最高指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经常挂老百姓口头上,贪污不太可能,是否浪费说不清楚。这个鸡蛋肯定是坏了,臭了,不坏不臭也不会扔。工宣队后来常被妖魔化,譬如这事就很可笑,我一直觉得,最可笑往往也是最可悲,那些一起被迫分享臭鸡蛋的革命群众,事后想想都会觉得恶心。
        一个初中生对干校的记忆很可能片面,不准确。譬如觉得住宿舍挺有意思,在小孩子看来,睡大统铺,过兵营一样的生活多好玩。我也曾非常羡慕小学同学随家人下放,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下乡去,小孩子不太会想到下乡要吃苦。跟朋友聊当年的五七干校,朋友突然对干校的性生活有了兴趣,问既然男的住男宿舍,女的住女宿舍,那么那个问题怎么解决。
        朋友说在回忆文章中看过这样的文字,五七战士在高粱地偷欢,江南没高粱地,水稻田里肯定干不成那事。人之大欲,拦是拦不住的,像这样男女宿舍分开住,夫妻之间会不会也偷个欢,来个颇具浪漫意味的野合。没想过这问题,或者说从未好好想过。我上大学,选修太平天国史,读到太平军在南京设男营女营,觉得非常搞笑。一方面,天王洪秀全这妃那妃忙不过来,却坚决不允许手下士兵随便,正常夫妻也不行,不能随便。洪天王掌管着性爱钥匙,他说什么时候开锁,就什么时候开锁。这细节说明控制思想很重要,控制那玩意同样重要。
         父亲在世,父子之间什么都可以谈,我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父母当时还是反动分子,是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有天壤之别,住在“牛棚”里,每周写思想汇报,跟监狱差不多。因此真要问父亲这个,有点愚蠢。我小姨和姨夫也是剧团的,姨夫还是多年的男一号小生,写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给小姨打电话,求证当年的男营女营,小姨就笑,说当然是分开住,很严格,跟军人一样,大半夜地还要演习,白天干了农活,睡得正香,突然响起集合号,仓皇起床,没有电灯,摸黑赶到操场上,结果很多人跑到水田里去了。
        小姨夫妇去干校时不到三十岁,新婚不久,第一个孩子刚满月。对于我的疑问,她只是觉得好笑,同时认为根本不是问题。同样年轻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活法。那年头分居很正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于她来说,见不到自己孩子才是有点难受。伟大的孔子曾说过,“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都一样,也就太平了,也就没什么可说。干校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好几年,大家都可以忍,忍就成了不忍,成了习惯,工宣队,革命群众,阶级敌人,有家没家男女老少都一样。
          离开父母所在的桥头干校,我去了北京。当时大伯也是在干校,在河南潢川,五十多岁的人,在养牛。拿着高薪养牛,是那种最普通最常见的水牛。父亲右派,母亲现行反革命,他们住的是象征性的牛棚,伯父住的才是真正牛棚,茅草棚,与水牛睡一起。文化大革命除了最极端日子,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都拿着原工资。拿那么多钱,性价比严重不合适,想想国家也是够冤,花大钱养一个养牛的。有文章写到何其芳先生拿搪瓷缸去干校食堂盛汤,稀里糊涂地把缸里的半块肥皂给吃了。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出起洋相来,都是很好的段子,想不欢乐都不行。何其芳的工资更高,他在干校干的活,肯定还不如我伯父。
伯父养牛的段子也不少,不过他是个十分严肃的人,平时生活中不苟言笑,做事太死板。让他放牛,便非常认真地放牛。当时又没百度,只能向书本求知识。让祖父到新华书店买养牛手册给他寄去,伯父挑灯学习,认死理,钻牛角尖,天天晚上起来给牛把尿,害怕牛尿把牛圈给弄湿了,结果自己也睡不安稳。当地农民忍不住讥笑,觉得这不是养牛,把牛当作宠物养,根本没那必要。不就是头牛吗,不能太当回事,你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把自己当回事。
        伯父养牛时拍了许多照片,现在再看,已经很有历史包浆。画面有艺术感,显然拍照的人是摄影爱好者,这说明五七干校不缺乏人才。伯母是标准的家庭妇女,留守在北京家里,思夫心切,结婚以后,就算是日本鬼子来,也没有这么久的分开过。好在伯父的干校是团中央系统,上面有人,来头大,为展示改造成果和意义,居然千里迢迢组织了一个家属慰问团,而伯母又有幸成为慰问团团员,戴着大红花前去慰问,仿佛当年去抗美援朝时的前线,敲锣打鼓欢迎,同样也是拍了很多有纪念意味的照片。
我记忆中的五七干校,肯定与亲身经历者不一样。旁观者的记忆,对认识那段历史,只能是个参考。记得在北京,祖父三天两头跟伯父写信,写完了,便让我丢入胡同口的邮筒。有来有往,伯父在干校时与祖父的通信,后来编成很厚的一本书。这书非常值得一读,你可以更好地了解五七干校,看到我伯父在如何养牛,看到农民的批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为什么有必要,因为知识分子和农民比起来,有时候真的很没有知识。
         当然,更想说还是五七干校时的家庭亲情,祖父和伯父亲没完没了写信,靠文字来思念,来牵挂对方,他们属于老一代人,仍然有点旧传统。父亲比伯父小八岁,有一段时期,他根本不给祖父回信,来多少信都不回,以至于祖父很担心,担心犯了错误的小儿子已不在人世。峰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与祖父和伯父相比,父亲很早参加了革命,一举一动更像革命者,后来被打成右派,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坏人,亲情方面仍然是革命化。比他年轻一辈的造反派更是这样,对父母对子女,在革命的名义下,亲情不知不觉变得很淡很薄。尽管后来回忆,也会觉得不人道,有那么一点不对,可是不得不承认,当时太理所当然。五七干校中男营女营的刻板生活,很显然也很轻易,把基本的人性都给泯灭了,而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泯灭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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