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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诗到老年惟有辣 书如佳酒不宜甜 个人微信:sdjnlaoquan

 
 
 

日志

 
 

帝国的囚徒:“二战”中的中国侨民集中营  

2017-06-01 12:51:27|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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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日间,总见日本守卫托着上了刺刀的枪,沿着那一圈不许我们靠近的灰砖墙巡逻,或群集在大门口、院角的岗楼上。入夜后,岗楼上的探照灯不时四处扫射,射向营地、堑壕、蜿蜒的钢铁丝,不断提醒我们有日军驻守。”(米大卫著、张玫珊译:《战地童心》)这是一段时隔40余年的回忆,作者米大卫(DavidMichell)当时是一名只有9岁的儿童,与其他一千多名西方在华侨民被关押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内。
        米大卫的父母是一对来自于澳洲的传教士,他们先是在中国的西北后来转到贵阳宣教。按照他们所属教派中国内地会的惯例,当子女达到入学年龄时通常离开父母转入设在烟台的芝罘学校(TheChefooSchools)就读。这是一所由英国人戴德生(J.H.Taylor)创办的专门招收英籍传教士子女学校,后来也兼收其他外侨子女。《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Luce)也在这所学校读过书,芝罘学校当时被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1939年10月8日,当米大卫刚过完6周岁生日,他就离开贵阳的父母,千里迢迢赶往烟台上学。烟台早在1938年已被日本人占领,但是英国此时并未对日宣战,芝罘学校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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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港事变后,英、美宣布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波及到这个星球绝大多数国家。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对各占领区内同盟国侨民展开了行动,在日军眼中这些人已然从无害的第三方中立国侨民转为敌国公民。学校、医院、工厂、银行、公司、商行、报社、海关,凡是与盟国有关的事业统统被查封或接管,部分有影响力的外籍侨民则被日军逮捕审讯。在华西方侨民被要求戴上袖章以作识别,而且他们被要求集中居住在西方人聚居区,划定了严格的生活区域,行动上则还保持着一定人身自由。
        12月8日,日军闯入芝罘学校内进行大肆搜查,对校内师生的情况进行登记,学校公共财物和私人财产也都要清点。校长步如旭则被日军带走,与当时烟台地区的外侨领袖软禁在一起。日本士兵将芝罘学校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连食用的粮食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包括米大卫在内的167名学生和73名成人被限制在校园内生活。
        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将在美国的日籍侨民集中迁入战时安置所以方便管理和防止间谍活动。日本方面随即针锋相对展开了报复行动,选择在中国占领区筹建集中营,而且很多原来英、美侨民建筑早已被日军征用为军营。8月,日军征用了芝罘学校的校医院和教职工住宅。10月,日军制定完成了中国境内的集中营准则和规章制度,在此之前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侨民已经被强制要求集中居住。与此同时,更多的日本军人涌入芝罘学校,日军要求芝罘学校师生撤离校园进入集中营。在中立国瑞士领事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芝罘师生在11月搬到距他们2公里远的烟台美国长老会的毓璜顶医院。
        1942年底,日军完成集中营设置的最后准备,在香港、上海、广州、扬州、潍县设置了十几处集中营,其中以上海最多达到9处,扬州有4处,广州为宝岗集中营,香港为赤柱集中营。战时滞留于中国并曾被关入集中营的西方侨民总数超过13544人。
         这些集中营原来大多是西方人所属之物业如医院、学校、企业、教会大院,一来规模较大,可供容纳人数多;二来这些西式建筑设施较为齐全如淋浴房、医务室、教堂、操场,仍然可以使用,西方侨民对于这些设备相对熟悉。当然,日军也对这些原有建筑进行了改造,一般添加外围的防御设施如铁丝网和围墙,也会加建嘹望的岗楼。1943年开始,上述各地集中营开始陆续投入运作。上海方面在1月份开始将外籍侨民迁入集中营。华北地区像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地西方侨民则从3月份开始从原来各个临时拘留营迁入潍县集中营。米大卫和他的老师、同学也在1943年9月从毓璜顶转到潍县。
         最初抵达潍县集中营的人对它进行了描述,“只见光秃的墙壁,光秃的地面,暗淡的灯光,没有自来水,除了原始的茅厕,敞开的粪坑,有一个简陋的面包房,两处淋浴室,三大间公共厨房,一座废弃的教堂,一个已拆去所有设备的医院,几处茅棚小铺,一排排单间牢房似的小屋,还有三大栋单身宿舍楼。”潍县集中营原来属于美国长老会,是一处配置了学校、神学院、医院的教会大院,建有设施齐全而又漂亮的美式建筑,被称作“乐道院”。
         潍县集中营关押了大约1500名西方侨民,加上转移和换侨离开的则超过2000人。其中有一些著名人士,如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李爱锐(EricLiddell),第二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W.Hummel,Jr)。他们当时都是在外籍侨民学校里教书,其他还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震远神父,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以及燕京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
         日、美两国在珍珠港事变后就通过瑞士驻东京使馆和西班牙驻华盛顿使馆进行秘密外交谈判,协商相互交换侨民,最终在1942年6月和1943年9月完成了两次各1500人等额侨民交换。在第二次侨民交换计划中,芝罘学校的美国籍和少部分加拿大籍学生幸运入选。于是在米大卫他们进入潍县集中营的第二周也就是1943年9月14日,这些入选者离开了集中营。“当我们站在高处,眺望集中营墙外,向离去的人挥手道别,眼巴巴地目送卡车开走时,不禁有被遗弃在这里的感觉。”对于留下来的人,除了两位幸运之子越狱逃走外,其他人要一直煎熬到抗战胜利才获得自由。
         日军将侨民押入集中营后,只负责外围的防御、对外通信、生活物资的配给,侨民自行组织选举了自治委员会,组成补给、住宿、任职、工程、纪律、医疗、教育、总务、财务等九个委员会。由于被关入集中营的各行各业人才都有,因而每个委员会都是由专业人士来管理。日军看守并不干涉营内事务,集中营的日常运作完全由自治委员会来维持。
       在住宿方面,由于日军将如此多的人安排在一起,房间自然非常紧张。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四口人一个小单间,六口之家则可以有两个小房间。米大卫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就和其他8个男孩一起挤在一个单间里。房间内原有设施完全被清空,所以刚入住是“家徒四壁”,直到他们托运的随身物品运来后,才添加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衣服和鞋袜非常缺乏,尤其是到了冬季后,御寒的衣服更是紧张。很多孩子在夏天光着脚到处跑,把鞋子省下来留到冬天穿。后来出现了一种“克难鞋”,用一层层布作鞋面,钉在木制的鞋底上。至于衣服,则用旧窗帘、床罩甚至是毛毯来改作衬衫和裤子。
         食物是集中营内的头等大事,营地内“标准餐”是早上两片面包,外加小米或高粱熬的粥,偶尔会在粥里加一点点糖以补充营养,中餐则是将营地现有的食材如茄子、包心菜和偶尔有的肉加在一起乱炖,煮成一大锅;晚餐一般是将中午剩下的加一点水烧成汤。由于营地内三分之一都是儿童,芝罘学校的老师们就收集黑市上的鸡蛋壳磨成粉,喂给孩子吃,以补充钙,有时也从附近采摘一些野菜添加营养。除了偶尔由国际红十字会从外面送来一些食物,在营地内只能通过高的令人乍舌的价格从小卖部购买一些苹果、面粉、油、肉。初期,集中营附近的中国农民也会想办法兜售一些食物,后来被日本看守禁止了。越到战争后期,营地内的食物越匮乏,吃任何东西都不能再要求添加,导致营内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医疗卫生是集中营内另一项大事,尽管有医院然而里面的设施早已荡然无存。除了侨民自带的一些药品,就只能靠日军看守和红十字会提供了。营内用水都要先用水泵运到水塔上,然后才能送到厨房和淋浴室。尽管规定水要煮沸才能使用,营内疟疾、痢疾和肝病仍然流行。少量医生利用简陋的医疗设施和匮乏的药品尽量维持营内的医疗水准,而且也做了不少手术。潍县集中营在两年多时间内,一共有32名婴儿出生,28人死亡。李爱锐于1945年2月21日在集中营内去世,后来华纳公司以他的事迹拍了一部名为《烈火战车》的电影。根据学者研究,战时中国境内侨民集中营的13544名被囚人员中,死亡人数为326名,死亡率约为2.5%,而同期中国境内专门关押英、美战俘的战俘集中营的死亡率一般在25%。与战俘营最大的不同是,侨民集中营的人不用被强迫做劳工,替日本战争机器提供动力。
         当然,集中营内的所有工作比如做饭、洗衣、清洁、修补、园艺等都由侨民自己来做,所以儿童也得做工,高年级的孩子甚至要做成年男人的工作比如挑水。但是,总的来说侨民是有自由安排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可以读随身带的书,学习乐器。集中营内常常举行读书会、音乐会、运动会,芝罘学校的学生则在老师们的带领下继续上课。他们甚至在集中营内参加了三次“牛津地区考试”(英国专门为海外英籍学生设立的资格考试,方便他们返国后进入大学)。他们的试卷和成绩由老师保存,在战后带回英国,还得到了承认。由于传教士占集中营内最大比例,所以教会活动如祷告、礼拜等活动也非常频繁。
        对于米大卫这样的孩子来说,除了生活条件恶劣以外,儿童的天性让他们即使在被囚禁下也能寻找到乐趣。他们会跑到距离日军岗哨不远的地下通道玩,时间久了日军士兵也习以为常。营内人员组织的合唱团演出的各种古典和轻歌剧对他们来说就是享受,而一个黑人爵士乐团则让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黑人,嘴涂口红、脚穿高跟鞋的盛装打扮的模特儿。当然,他们也可以在捉老鼠中寻找到乐趣,有一次看守还允许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在户外度过了一晚野炊过夜。
        集中营可以与外界通信,信件通常由国际红十字会转交,所以营地内的侨民一大寄托就是给家人写信或收到远方来鸿。营地内没有收音机,日军会提供他们印制的简陋宣传材料,有一些歪曲的时事新闻。后来随着纸张逐渐减少,也不再供应。集中营周边的国民党游击队通过曲折的方法向营地内提供了信息,最终恒安石与一名英国人成功在1944年6月的一个夜晚越狱成功。香港赤柱集中营内也曾发生过越狱事件,被囚侨民利用日军的疏忽逃跑。日军每日都会例行点名,所以潍县集中营知情者主动上报了越狱情况。日军随即加强了警戒,再未有越狱事件。恒安石他们一直与国民党游击队待在一起,重庆方面还给他们提供了无线电,此后集中营内可以通过秘密的方式获取外界讯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集中营内的侨民却一无所知,日军看守虽然得知讯息也未告诉他们,所以仍然是如往常一样平淡。8月17日,一架飞机突然从集中营上空掠过,有人大声呼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朝这里飞来了!”几乎所有能走的人都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每个人都丢下一切,大声的朝天空呼喊。美国飞机在机身上写着“武装的天使”(TheAr-moredAngel),盘旋了几圈后突然飞离而去。众人迷惑不解之际,七名伞兵从天而降。这次代号为“鸭子行动”的解救计划终结了潍县集中营的历史。
         9月25日,米大卫随着其他五百多人乘卡车离开了潍县集中营转往青岛,回到了有自来水、商店、街道、钞票的世界,他们觉得眼花缭乱。很多东西只好用集中营内的物品来对应,有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看到大海,大声惊呼“妈咪,你看——那么大的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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