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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2017-05-07 10:22:54|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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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它们大多操着前宗主国的语言,信奉着上帝,使用着与前宗主国类似的政体、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保持着与前宗主国的频密交往。小国发展进程业已为近代殖民史所颠覆和再造。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而今,它们大多操着前宗主国的语言,信奉着法力无边且爱心满满的上帝,使用着与前宗主国类似的政体、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并保持着与前宗主国的频密交往。小国发展进程业已为近代殖民史所颠覆和再造,木已成舟,覆水难收。历史轨迹不可逆转,也无法忽略;历史事实无可否认,其影响也在所难免。


古人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英(美)系势力数百年之盛并非天命,也绝非偶然,究其根本,关键在于“人事”。在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时代,其他西方列强恰如过眼云烟,大多盛极而衰;英国则最终后来居上,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超级殖民大国,其后继影响一直延宕至今。


如此反差不仅反映了它们之间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也相当程度上彰显了它们在政治理念、国家治理、对外思维和行为策略上的不同适应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这从它们之间的不同殖民统治方式及其对比鲜明的后果上可见一斑。


不同的殖民统治方式不仅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效应,也预示着小国间差异化的历史“宿命”。那么,英国殖民统治方式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或比较优势?它产生了哪些延宕至今的后继效应?这是英属前殖民地小国的制度发展更具前宗主国取向的根源吗?


一、英式殖民统治有何历史“业绩”?


根据相关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殖民者对小国带来的长远影响大异其趣,英属殖民地在诸多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对外进行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殖民扩张,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中占有殖民地最多的殖民帝国。图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英属殖民地分布图。


第一,头号殖民大国对小国发展具有更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力。在殖民主义的汹涌浪潮中,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以其刚柔兼济的民族气质,实行了稳定有序的民主政治变革,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强劲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攀升,凭借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先进技术,它逐渐组建起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个殖民活动的迟到者后发制人,最终在列强之间的竞逐之中占据显著优势,成为殖民版图囊括四海、势力无出其右的头号殖民大国。这个身份与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相辅相成,不仅凸现了英国在殖民时代的“领头羊”地位,对世界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其中,对小国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更是无人望其项背。


第二,英属前殖民地独立小国的民主记录往往更佳。以两个最大的殖民国家为例,在殖民头号大国英国的56个前殖民地中的40个小国中,有22个被评估为民主国家,占英前殖民地小国总数的55%;有10个半民主国家,占英属前殖民地小国的25%。英属前殖民地小国中的半民主、民主国家比例共计80%。在英属前殖民地中的16个较大国家中,民主国家(4个)和半民主国家(8个)所占比例则为75%。在另一个殖民大国法国28个前殖民地的14个小国中,民主国家(2个)仅占14%,半民主国家(6个)占43%;在法属前殖民地中的14个较大国家中,民主国家(1个)仅占7%,半民主国家(5个)占36%。可以看出,无论规模大小的前殖民地,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及民主实践的效果要远优于其他的前宗主国。


第三,英(美)殖民地的治理成效相对出色。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注意到不同殖民地治理状况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在他看来,英国人治下的殖民地显得平稳有序,而西班牙语系的南美诸国,革命频仍,政变迭起,民不聊生。西班牙控制下的菲律宾也“被弄得一团糟”,没有工商业,疫病流行,人民悲惨困苦。但经过美国人几年统治之后,这个国家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法属殖民地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殖民地的治理状况对殖民者维持殖民统治至关重要,相对良好的治理意味着更好的民众生活,更稳定的社会发展,殖民当局和当地固有矛盾的尖锐性更为淡化,当然也是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保障。


英属殖民地相对更佳的治理不是它拥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之心,不过是其国内政治理念的延伸和殖民统治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虑,但它客观上缓解了与殖民地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对抗,增加了前殖民地国家对宗主国的“好感”,为英式制度和文化的传播和移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1898年,为了争夺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控制权,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成功地夺取了包括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在内的原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图为1898年5月1日进行的美西战争的决定性海战——马尼拉湾战役。


第四,英国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大多采用政治协商途径。譬如,马来亚独立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殖民统治和政治调解的丰碑”和“非殖民化的典范”。这种和平协商的非殖民化策略较好地维持了英国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传统关系,这些国家独立后自然倾向于继承或效仿宗主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样敏锐地观察到英法处理殖民地独立问题时迥然各异的做法:英国人“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是最现实主义的”,而法国人和荷兰人则“不太灵活”,其境遇也要“糟得多”,最后硬是搞得刺刀见红,战火纷飞,一拍两散。英国在殖民地独立进程中的精明应对策略反映了其殖民统治方式的现实性,与时俱进的政策灵活性,以及独具慧眼的长远考虑,这无疑有助于维护和促进它与前殖民地的合作关系及延续其政治外交影响。


第五,英属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综合表现同样更胜一筹。与英属前殖民地独立后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不同的是,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独立后往往陷入政治专制、经济落后和社会动荡之中。


譬如,在东南亚地区,英属前殖民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在经济表现、政治安排方面要远比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稳定和优异。这仅仅是个概略性国际现象,不能直接断言英式制度具有比较优势,但历史视角所显示的不同殖民统治过程的差异性及其后果可能有更合乎逻辑的阐述。英属殖民地的较好治理、独特的殖民统治方式、平稳有序的独立进程及更长的殖民统治时间,确保了英属前殖民地国家的制度连续性、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西方市场的接近性,因此,相较其他新兴独立国家,它们在政经表现上似乎更为“抢眼”。


如何解释这种令人惊叹的历史现象呢?英属前殖民地国家为何在政治发展上更具前宗主国色彩,在民主实践上做得似乎更好呢?这恐怕与殖民历史带来的小国政治发展趋同宗主国的普遍性效应相关,更与英国的独特殖民统治方式密不可分。


二、小国为何摆脱不了前宗主国的制度影响?


让我们首先审视一下殖民统治对小国政治变迁带来的普遍性影响。在相同的殖民历史背景下,相较大的国家,小国往往更具前宗主国制度取向,基于规模狭小而衍生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是解释小国很难摆脱殖民历史惯性这一普遍性现象的关键。


第一,“小”是小国无法摆脱前宗主国制度影响的主因。殖民历史对小国发展的影响深远,与小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家基于本国资源和内部条件的内生结果,也与外部推动、历史因素密不可分。殖民扩散对小国的政体发展意义非凡,具体表现在民主文化、民主规则或民主制度的孕育和输入之上。


普遍来看,小国政治制度与前宗主国往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从理论上看,独立小国在制度选择上有两个现实选项:其一,由于规模效应,小国更为脆弱,因而更易受宗主国政体的影响,最终倾向于引进和模仿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其二,规模小伴随着小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理性的多样性,小国的政治思考和理解方式往往不同于大国,小国社会形态也区别于大国。


因此,小国更有可能追寻自己的独特政治理性、发展自己的独特政治制度,从而适应小型社会的内在需要。总体而言,模仿宗主国并非小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途径,小国也有追求自己独特政治制度的动力和内在需要,但是,模仿和复制宗主国政治模式乃是大多数小国更可能的政治选择。譬如,尽管前英国殖民地小国之间的议会制度十分相似,且有许多共同点,但也表现出了多样化的政治制度与议会形态。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英国作家奈保尔的小说《河湾》的主题思想之一即殖民模仿。殖民模仿特指殖民统治结束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前宗主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殖民渗透过程中对他们的盲目模仿。在《河湾》中,奈保尔揭示了那些二战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小国的最大或主要援助国均是前宗主国。法国是毛里塔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每年向后者提供各类援助约3,000万美元。此外,许多国家(尤其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和平独立的国家)独立后往往会与前宗主国保持密切的传统关系,以此作为谋求国家安全。


第二,成本考虑是小国倾向于前宗主国政治制度的经济动因。在独立之后的政治发展中,新兴国家往往存在引进模仿宗主国政治制度及发展自身独特政治制度的两大思路和力量,事实表明,前者通常会占据上风。这些政治特点在英属殖民地国家尤为突出。一些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小岛国保留了前宗主国的政府体系与政治制度,包括代议制议会、竞争性政党机制、公开选举、军队与政治分离和中立的公务员系统。这可能也要归因于小岛国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


首先,制度成本考虑是小国更倾向于继承殖民统治时期制度安排的重要动因。一般而言,人口和领土规模越小,那么该国为了绝对生存而依赖外部输入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大多数小国相当年轻,在过去50年里才获得独立地位。独立同时也意味着成本:小国不得不用“国内制度”取代“前殖民制度”。


从经济角度看,由于小国建立一套独立的制度需要支付相当高的制度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需要一批维持相应制度正常运转的政府工作人员。譬如,建立一套制度、法律、金融和财政系统本身就存在着固定成本。不同于大国的是,小国建立并维持一套独立的制度体系的难度更大。这一方面来自高额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与小国固有的脆弱性有关。对大多数战后独立的殖民地小国而言,其经济实力与规模往往很小,远不足以独立自主地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更难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前宗主国的制度往往能够轻易遗留或输入到新生小国。


其次,外援和经济发展考虑通常是殖民地小国采纳前宗主国制度的额外动力。由于财政上更依赖外援,来自前宗主国的经济援助对小国至关重要。这在经济落后的非洲地区特别突出。譬如,多哥、科摩罗、加蓬、中非共和国、塞内加尔、布隆迪、刚果(布)、毛里塔尼亚、吉布提、几内亚、贝宁等非洲发展中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前英国殖民地的国家都是英联邦成员,成员之间实行关税优惠,以促进相互间的贸易关系,并享有资本投资配置带来的经济效益,贫穷成员亦拥有英国和其他富裕成员资本投入和经济援助的机会。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图为伦敦议会广场内悬挂的英联邦成员旗帜


英联邦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由52个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成员大多为前英国殖民地或者保护国,英联邦元首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在这种情况下,前宗主国可以利用小国的经济脆弱性和依赖性,对后者的政治制度建设施加影响力,民主制度甚至是宗主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基于外援和经济发展考虑,小国当然会倾向于“输入”宗主国的政治制度。


第三,外生型宗教文化是小国政治制度选择的重要背景。伴随着殖民统治过程的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和传播。宗教因素对小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甚至超过规模、地理位置等物理因素。英美宣扬和倡导的基督教文化对小国民主发展和民主化程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教伦理尊重个人尊严、重视公民平等,这些价值是民主的伦理基础。亨廷顿将这种文化突出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民主之间有着极强的相关性”。新教所倡导的“社会多元和社会宽容”是小国政治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化催生了政治民主。譬如,加勒比岛国的新教伦理倡导的宗教多样性为多元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然而,对许多小国来说,新教伦理并非内生型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西方政治文化,脱离了殖民统治历史,就不能完整地理解新教伦理对小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由此可见,规模和历史的综合效应是小国政治进程的重要背景,引进前宗主国的政治制度是小国的倾向性选择。由于“小”对小国发展进程的严重制约,在殖民历史效应的深刻作用下,它们在政治制度安排上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空间,延续、模仿甚至复制前宗主国遗留下来的制度系统是无奈但合理的策略。然而,在类似的殖民背景下,小国间的政治发展却反差明显,这表明除了规模和地理因素之外,殖民统治方式对小国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在殖民历史背景下,为什么英属小型殖民地更多地采纳英式政治制度呢?相较其他殖民者,英式殖民统治究竟有哪些对小国长远政治发展更具影响力的行为策略呢?


三、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普遍来看,英式殖民统治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进程具有相对积极的后继效应。与欧洲其他殖民者的殖民统治相比,英国的殖民统治有自身特点。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实用主义、自由经济政策、较为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普通法体系、自然同化的文化政策和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协商策略是英国殖民统治过程的主要特征。


第一,英式殖民统治更具现实性和灵活性。在殖民早期,英国往往实施直接统治。其他西方列强大多也坚持直接殖民统治策略,它们推行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政经一体化、强制性的文化同化及高压统治的政策,带来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长远负面影响。然而,随着殖民地范围的急剧扩张、国力的相对下降、国际形势的变迁以及殖民地人民自决意识的上升,英国没有一味坚持既有的殖民政策,而是根据时势发展不断予以调整,更多地实施间接统治。


总体而言,英国殖民政策主要基于消除殖民地的不满而调整殖民统治方式,借助殖民地来解决本土问题,这是精心策划的政策调整,具有明显的针对性。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威斯敏斯特法》是英国殖民统治方式从直接统治过渡到间接统治的根本标志。间接统治的政治动机是殖民统治利益最大化、统治长期化及影响的扩散化,它反映了英国人在殖民统治成本—收益权衡下的高度现实性和政策灵活性。


间接统治重塑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方式,有利于殖民地的稳定和统治,也有益于维持和延续对殖民地独立后的政治影响,是许多英属殖民地民主倾向相对突出的重要成因。


如何解释呢?刚柔兼具的民族气质是英国与众不同及其独特殖民统治方式的内在成因。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民族精神(气质)论对此颇有真知灼见。


勒庞认为,民族精神或气质是民族历史形成的标志,是决定国家行为和民族命运的神奇力量。民族精神的“刚性”和“柔性”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过于柔软”和“过于僵化”都不合适,两者间的恰当平衡是国家稳定和进步的关键。英国就是勒庞眼中“实现了这种平衡的完美典型”。


他观察到,英国人的民族精神“既稳固得足以守成传统,取其精华;又柔软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从来没像法国人那样“梦想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深究起来,英国殖民统治方式形成的原因无疑是个综合性且极具意义的复杂难题,但其展现的效果和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


总之,僵化和失败的殖民政策带来的是战争、社会环境恶化和长期动荡和落后。相较而言,英式殖民统治更具现实性、灵活性,由此带来更积极的长远政治社会影响。


英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力量态势,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


第二,间接统治维持了殖民地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和较好的经济发展。间接统治的主要特点是保留当地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与原有统治者结盟进行间接统治。英国的间接统治的根本举措是选拔效忠于英国的土著人才和领袖,使之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代理人和管理者。这样,尽管英国人明显削弱了当地的权力基础,并利用权力真空来治理殖民地,但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力量态势,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


英国殖民地常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尽管在殖民地建立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专制色彩,但英国从未把殖民地视为宗主国的一个省份,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具有较大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各殖民地之间也不存在横向联系或隶属关系。


在经济上,英国以自由贸易为导向和基础,将各殖民地当作经济实体来经营,在对外贸易、关税制度、外来投资等方面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这种政策无疑有助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避免了许多殖民地产业单一化、经济边缘化,进而沦为宗主国经济附庸的后果,为殖民地的政治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英式殖民统治对殖民地独立后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间接统治的社会意义在于促进了当地的社会流动性。出于维持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殖民者在加勒比等地区推行了教育普及。这促使当地精英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大,普通民众通过接受教育也可以成为精英阶层。这样,部分殖民地民众基本上遗忘和脱离了本国传统文化,被塑造成宗主国文化取向的社会群体。


法国殖民者的傲慢与英国的接“地气”


第三,大批“当地通”型的殖民官员是英国处理与殖民地关系的关键环节。殖民国家之间的殖民官员比较是观察不同殖民统治方式及其后果的重要窗口。不同的殖民统治政策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殖民官员,也带来了迥然各异的殖民统治后果。在殖民官员管理殖民地的“素养”方面,英国人显然鹤立鸡群,并大幅领先于其他殖民者。以英法两个殖民大国在局势复杂的中东的殖民官员为例来看,两国间的反差顿时一目了然,其统治效果及后继影响也就存在天壤之别了。


军队是殖民统治的先导,在英法来到中东之初,都由军人主导着殖民统治。但这个局面最终却有惊人变化,英国殖民官员基于间接统治的需要逐渐转化为与当地保持紧密联系、熟知当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与当地精英平等互动的“学术型”官员;法国人则奉行赤裸裸的直接统治,依靠武力手段维持对殖民地的高压姿态,其殖民官员依旧以“军官型”为主。


法国的殖民统治始终离不开军人。在1920年至1926年的委任统治叙利亚、黎巴嫩初期,先后有古罗(1920-1922)、魏刚(1922-1924)和萨拉伊尔(1924-1926)三位法国将军充任委任地最高军政长官的高级专员,其主要工作是镇压在叙利亚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法民族起义。1925年7月爆发于德鲁兹地区并扩散到叙利亚全境的反法大起义一直持续到1927年,究其原因,与法国驻“杰贝尔德鲁兹国”长官加比埃上校同当地人势同水火的关系直接相关。作为军人的加比埃无视当地长老们的合理诉求,试图采用欺骗、逮捕、镇压等强制手段满足自己的权欲,结果引来当地人排山倒海般的反抗。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叙利亚大起义是指1925~1927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的大起义。图为领导德鲁兹起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特拉什苏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当地人相处融洽的英国殖民官员。英国殖民官员与阿拉伯人往往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阿拉伯大起义中的英国人劳伦斯是阿拉伯人赞誉有加的一段佳话。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也称“阿拉伯的劳伦斯”,1888-1935年)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以英国联络官的身份而出名。


虽然不少人认为此君是推动英国争夺在阿拉伯地区主导权的重要历史人物,但许多阿拉伯人仍视其为民间英雄,认为他为阿拉伯人带来了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统治中获得自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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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改编自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回忆录《智慧七柱》。该片以土耳其入侵阿拉伯半岛为背景,讲述了英国陆军情报官劳伦斯带领阿拉伯游击队炸毁铁路,成功使阿拉伯各族维系在一起的故事。


在外约旦阿拉伯军团中的约翰·巴戈特·格拉布也是英国殖民官员的典型代表。1930年11月格拉布加入阿拉伯军团,1939年晋升为军团总参谋长。阿拉伯军团的官兵主要来自外约旦各个部落的阿拉伯贝都因人。格拉布担任军团总参谋长后,不断推动部队的机械化,二战结束时,该军团已经发展到拥有12000人的沙漠机械化团。在指挥、训练和管理这支部队时,格拉布刻意保留了贝都因人的习俗和传统,军服为贝都因传统服饰,二战后期才换成了英式军服,但仍然披戴阿拉伯人红白相间的头巾。


他以身作则,要求官兵同盘就餐,要求英国教官严格遵守贝都因人的习俗。格拉布在阿拉伯军团中声望极高,部队训练有素,管理得法,装备精良,是当时阿拉伯国家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956年,在民族主义浪潮下,亲政后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撤换了格拉布,但阿拉伯人对他依然赞誉有加,侯赛因国王称他“为约旦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格拉布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广受军团中阿拉伯士兵的爱戴。


回到英国后,根据在约旦26年的经历,格拉布出版了大量关于阿拉伯的书籍,如《阿拉伯军团史话》(1948)、《英国和阿拉伯人》、《走运的士兵》、《阿拉伯帝国》和《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1967)等。在其他地区的英属殖民地,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


总的来看,法国直接统治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官型”官员,他们对殖民地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随时准备压制当地人的反抗行动,他们根本没有制度动力、也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并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要求其殖民官员必须借助和利用当地的“代理人”,与他们保持密切合作,形成一个殖民统治的利益共同体。


与法国驻殖民地军队的主要使命是弹压当地人的不满和民族反抗不同的是,英国驻军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外部威胁、尤其是其他殖民国家可能的觊觎,殖民地的内部治安和维稳则主要依靠英国人主导组建和训练、以当地人为主体的民团、民兵或内卫部队。这个举措增加了殖民地的自主性,提高了殖民当局与当地的互信,客观上也是“格拉布式”英籍军官产生的政策动力。


独特的殖民统治方式不仅大大释放和转嫁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当地人民固有的矛盾,殖民管理也更接“地气”。这就迫使英国殖民官员至少用表面上更平等、更温和的姿态与殖民地打交道,同时要熟悉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殖民官员最终历练为“学者型”官员。


显然,无论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殖民地独立之后,“学术型”殖民官员衍生的与前殖民地更和谐的关系、更多的“当地通”当然有助于英国最大限度地施加影响力。


第四,更长远的殖民统治历史有助于英国传播和移植价值观和民主理念。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在民主化程度上表现各异,其民主化程度与英国殖民统治的时间长短相关。殖民统治越长久,民主价值就越深入地根植于殖民地的文化之中。在殖民地独立后,其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


韦民:英式殖民统治有哪些独门绝技?


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


对小岛国来说,殖民历史使得它们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独立过渡阶段。这可能是小岛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诸如巴哈马群岛、巴巴多斯、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地区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往往拥有良好的民主记录。这一地区的民主发展与维持远较世界其他地区有效和持久。这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价值传播和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譬如,经过英国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加勒比地区已被相当程度上改造为英式社会,新兴的精英阶层天生就接受了英式自由民主理念。这得益于英国的间接殖民统治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设立。为了在当地培养“更多的中下层行政管理人员,进一步巩固在这些地区内的统治”,英国殖民者很重视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改善了殖民地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人数,并“积极筹建一些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结果使战后初期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内的大学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


在向当地精英普及教育的过程中,英国文化已经深深浸透到当地的政治文化之中,并逐渐得到本土精英的广泛认可。当国家取得独立后,这些英国制造的精英们就以这种自由民主价值为基础,制定出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较长远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殖民地提供了较充分的公共物品,比如高等教育、公共交通以及高效运转的官僚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西方教育塑造而成的新生代土著知识分子社会阶层。这个群体不仅认可和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也逐渐丢弃了本土传统文化。这客观上有利于民主观念的形成和传播。


此外,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英国相对更多地考虑了殖民地的弱势社会群体,努力避免社会上层压迫或排斥下层群体,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殖民统治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社会矛盾和分化因而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为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


总之,英式殖民统治方式对小国制度建设影响深远,但其他变量也在制约着这个进程。一方面,前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在殖民过程中被移植到殖民地,殖民时间越久的英国前殖民地国家,与英国政治制度的相似度就越高;另一方面,不同地缘条件和国内政治环境使得小国难以在政治制度上完全模仿英国,其政治进程也要兼顾本土文化和国情。


试看当今世界,大多数小国之思维、制度和行为方式已被殖民统治打上了醒目的历史烙印,本土历史断裂成遥远的想象,传统文化不翼而飞,西方印记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聊表慰藉的不过是诸如奇装异服、奇珍异果和奇风异俗这些彰显本土特性、吸引外界好奇心的象征性点缀。


而今,它们大多操着前宗主国的语言,信奉着法力无边且爱心满满的上帝,使用着与前宗主国类似的政体、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并保持着与前宗主国的频密交往。小国发展进程业已为近代殖民史所颠覆和再造,木已成舟,覆水难收。历史轨迹不可逆转,也无法忽略;历史事实无可否认,其影响也在所难免。姑且不论是与非、好与孬、功与过和喜与悲,如果说这些殖民历史效应和现实影响不是小国的历史“宿命”,想必时间老人会发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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