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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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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  

2017-05-30 15:08:31|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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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当代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记载,可以说,中国除明代到前清是世界GDP老大以外,长期以来是世界GDP老二。

摘要

中国三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GDP老二的位子上坐了将近2000年,其中既有国人津津乐道的汉唐时代,也有任人宰割的晚清时期,因此,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不能过分解读。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多数时候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按照当代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记载,可以说,中国除明代到前清是世界GDP老大以外,长期以来是世界GDP老二。

中国曾三度稳居世界GDP老二

一是明代以前,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汉唐时代;

二是晚清到民国北洋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仍是GDP世界第二。1927年,中国GDP降为世界第三位。1949年,降为第四位;三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我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

三是2010年以后,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达15.5%,相当于美国的63.4%,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高盛公司用美元为单位的预测是,中国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

中国除明代到前清是世界GDP老大以外,长期以来是世界GDP老二

中国在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同样处在世界GDP老二的位置,但外交效果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不一样。概要地说,至少有如下几点不同:

第一,和世界GDP老大关系不一样。

上升国家,特别是世界GDP老二,如何处理好与世界GDP老大的关系,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外交的成败。中国第一次是世界GDP老二时,GDP老大是印度,中印两国这段时期一直友好往来,老大老二始终是哥俩好、姐妹情。19世纪以前,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印度的佛教、哲学、农学、音乐、舞蹈、雕塑、医药等对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印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朝代,许多印度僧人自汉朝开始来华传播佛教,法显、玄奘、义净等难以数计的中国人前往西天取经。英国成为世界GDP老二后,很快不远万里来到亚洲,向当时的世界GDP老大中国叫板,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下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从GDP老大位子上掉下来,第二次成为世界GDP老二时,新的世界GDP老大英国,对老二一点都不客气,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狂潮。中国2010年第三次成为世界GDP老二时,世界GDP老大是美国。现在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既不同于中国第一次当老二时与老大印度的关系,也不同于第二次当老二时与老大英国的关系。中美两国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包含了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这正说明老大老二之间,有些方面有互信、互助,有些方面有互谅、互让,但有些方面有互疑、互防,有些方面甚至还有互怼、互斗,有潜在的冲突和对抗的因素存在。中美关系总体平稳,近一段时间的关系和气氛比起过去的三十年,存在冲突的风险系数虽然变高了,但分歧仍处在可以管控的程度之内。

袁南生:中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

中英《南京条约》签定

第二,影响范围不一样。

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GDP老二期间,中国主导一种国际秩序——东亚秩序近2000年。中国从汉朝开始确立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这一体系,既涵盖东亚,也包括东南亚和中亚。中国通过朝贡体制实现对东亚秩序的主导,即实现对东亚的区域治理。中国对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周边外国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对朝贡体系内有关政权往往直接册封;对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外国提供安全保证;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扩大软实力,使皇威远播。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世界GDP老大变为老二,这是第二次当老二。第二次当老二同第一次当老二相比,影响范围大不一样。中国不仅失去了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老大,中国还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第三次成为世界GDP老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中国前2次当世界GDP老二的时候,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和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最多的时期,中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换个角度来看,西方有些人一再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空前的世界性影响。

第三,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公共产品不一样。

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GDP老二期间,中国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东亚区域治理,提供的是适用于东亚体系内国家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治理,提供的是适应全球需要的公共产品。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维护者、改革者和贡献者,中国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奋发有为,好棋不断。当中国的身躯日益长大,自然要求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要求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机会、权力和平台,以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屡屡受阻。比如在亚行,美国与日本是最大的股东,出资份额各占15.65%,各自投票权重为12.82%。中国1986年加入亚行,是第三大出资国,出资份额占6.46%,投票权重为5.47%,不及美日两国各自的一半,这与中国全球GDP总量第二和外汇储备第一的地位明显不相称。中国不得不另起炉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特别是“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就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的新的努力。

袁南生:中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

汉唐盛世

“第二大经济体现象”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之间的关系,梳理中国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的历史规律,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难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是能否处理好与世界GDP老大的关系,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福祉和外交成本。

能否处理好与世界GDP老大的关系,或者说能否应对好来自于世界GDP老大的挑战,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往往有扛旗的实力、有出头的冲动、有谋霸的愿景,往往不缺盟国,因而,一般来说,处理好了与世界GDP老大的关系,往往就意味着能顺势而为搞定一批国家的关系;反之,如果向老大叫板,招来的往往也不止一个对手。作为世界GDP老大,近代史上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上世纪50年代对新中国的遏制,也一度形成了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然而,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一大批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这说明,当中国与世界GDP老大关系不正常时,一般来说中国的外交成本就会大,外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外交回旋余地就会缩小,反之,外交投入的红利就要大得多。

二是通过和平的发展,不必通过战争,世界GDP老二完全可以赶超世界GDP老大,明代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明代时,中国、印度在世界GDP总量的排名互换位置,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印两国不仅没有兵刃相见,并进入历史上空前友好的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七访印度就是一个铁证。印度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更有甚者,明成祖令郑和在印度铭碑勒石,永久纪念,明成祖亲自书写碑文,这是当时中印友好的历史见证。郑和七下西洋、七访印度彰显了中印友好,使明成祖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对外关系最兴盛、中印关系最友好的一个时代。

袁南生:中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三是作为世界GDP老二的世界经济大国,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是政治大国、外交强国。

从晚清到南京政府成立,中国GDP一直是世界老二。但这不影响世界GDP排行榜上排在后面的国家不断欺负中国。据《大国的兴衰》一书记载,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却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好,并不等于外交自然就好,有钱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能办好外交,还必须精心谋划,才能维护好国家的核心利益。最典型的例子是袁世凯当政时期,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远远大于日本,尽管中国和日本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但由于人所共知的种种原因,中国在对日外交交涉中接连遭受惨重的失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敢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公然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四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引起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引起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际格局的重塑。

英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GDP老大以后,朝贡体系开始风雨飘摇,中国逐步失去对东亚体系主导地位,原朝贡体系内失去中国保护的一批国家一步步沦为英国或其他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同样是世界GDP老二,当代中国比古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要复杂得多,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引起的国际关系调整的挑战,其中的关键一直是如何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威胁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崛起初露端倪时,“中国崛起威胁论”就已抬头。此后,高估中国实力成为西方世界的时髦现象,各类“中国威胁论”,始终如影随形、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战略界根据西方大国竞相崛起轮替的历史经验、辅之以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培植起来的“生存竞争”思维,创造了一套西方特色的大国崛起与竞争理论,并以此解析中国崛起及崛起后中国的战略意图、指向、行为逻辑与战略影响。在那些继续信奉“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尤其是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西方人士看来,作为世界GDP老二,中国将引起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国际经济秩序、资源能源、环境、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变局,与中国加速发展相关联的各类“中国威胁论”,如“地缘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资源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粮食威胁论”、“军事威胁论”、“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新民族主义威胁论”等,应运而生,不一而足。其中,“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议题。

袁南生:中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

“中国经济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议题

五是中国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所面临的特殊的“新烦恼”,是当代中国的崛起规模前所未有。

历史上虽然有过几轮大国崛起浪潮,但那些崛起国家在规模上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19世纪以前崛起的西、荷、法、英、德,其人口规模不过以百万、千万计;20世纪崛起的美、苏、日,其人口规模也不过以亿计。中国崛起却是一个人口规模10亿级的大国崛起。此外,以往的大国崛起除日本外,地域上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文化上主要是基督教国家轮换坐庄,种族上也是白种人国家竞相崛起。日本虽在地域、文化、种族上算得上例外,但其在政治文化上西靠,第一轮崛起时经济规模较小,第二轮崛起时政治实力弱,因而影响有限。中国的崛起不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也是一个真正的非欧美国家、非基督教文明国家、非白种人国家的崛起。所有这些,也同样规定着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及中国作为世界GDP老二所面临挑战的特殊性。

“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不能过分解读

中国三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GDP老二的位子上坐了将近2000年,其中既有国人津津乐道的汉唐时代,也有任人宰割的晚清时期,因此,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不能过分解读。对中国成为GDP老二,国际社会反应不一。对于外界的种种说法,一些国人有时会过于敏感:对外界的赞誉,常会沾沾自喜;听到批评,有时不免反应过度。总之,对于国际社会就中国复兴反应的新变化,一些国人缺少良好的大国心态,虽然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这部分人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些不良心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要实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塑造、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不断克服这些消极影响。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国人越来越自豪,这很自然。但一些国人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在对外态度上开始骄傲起来。网络论坛中的外交报复论调、国际赛场上国人的愤激情绪,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国际关注度的提高逐渐蔓延,民间甚至有种种欠妥的舆论。还有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外国,以为天下就中国一枝独秀,甚至误以为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弥漫部分国人,特别是某些中国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确实令人担忧。连中国学界一些学人,也大谈特谈“中国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诱使国人奔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的火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坚持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在平等交往、友好往来的基础上讲好中国的故事,与各国获得更多共同语言,促进相互合作,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美国、日本等强国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大国兴衰自有其规律,兴于忧患,衰于安乐,不能日子刚好过一点就忘乎所以。古语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者,就是坦然对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无论是赞誉、奉承,还是批评、指责,不管是好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同时,摆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承担应负的责任,谋取正当的利益,堂堂正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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