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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诗到老年惟有辣 书如佳酒不宜甜 个人微信:sdjnlaoquan

 
 
 

日志

 
 

是什么三次毁了一个贵族的宰相梦  

2017-05-30 15:11:44|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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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无独有偶,与范仲淹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钱惟演,也梦想成为一名宰相。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说,钱惟演“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还记得吗?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画家。北宋范仲淹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宰相。据宋人笔记《能改斋漫录》的记录,“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日得相位乎?不许。复祷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

范仲淹出身寒微,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之后改嫁长山县(今山东淄博)朱家,范仲淹也随母亲从苏州吴县迁至长山,从朱姓,名说。朱说便是范仲淹的曾用名。及长,辞别母亲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这么一位出身于平民之家的读书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实现当宰相的梦想吗?这里我们且按下不表。


宋徽宗书画作品的花押,形同“天水”的连笔,有人认为里面包含着“天下一人”四字。

宋徽宗书画作品的花押,形同“天水”的连笔,有人认为里面包含着“天下一人”四字。

无独有偶,与范仲淹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钱惟演,也梦想成为一名宰相。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说,钱惟演“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

这段话有必要解释一下:黄纸,指书写皇帝诏书的黄麻纸。按宋制,凡诏书需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副署,一般用押字。所谓“押字”,又称花押,乃是“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类似于今天的花式签名。宋代流行花押,宰相签署诏敕、官员签发文件、平民签订契约,都习惯用押字,相传王安石的花押像一个“歹”字,而受到同僚取笑:“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如今,日本的首相与内阁大臣还保留着花押签名的传统。钱惟演梦想在黄麻纸上押字,实际上就是想当宰相的意思。

当然,尽管钱惟演与范仲淹都想当宰相,但动机又有不同。范仲淹是为践行“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抱负:“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钱惟演则是纯粹想过一把政府首长签字的瘾:“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境界高下立判。

钱惟演与范仲淹都属牛,年龄相差十二岁,范仲淹出生于端拱二年(989),钱惟演出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大致重叠的,之间也有交游。钱惟演极力提携的青年才俊欧阳修,后来成了范仲淹的铁粉。但钱范二人的身世完全不同,人生起跑线的落差极大,钱惟演出身世家,是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归顺宋朝。当范仲淹还在山寺喝粥苦读时,钱惟演已经被宋真宗授为知制诰了。

钱惟演跟赵宋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的妹妹嫁入宋真宗皇后刘娥的娘家,为国舅刘美的继室;他的长子钱暧娶了宋仁宗皇后郭氏的妹妹为妻,次子钱晦娶驸马李遵勖(太宗的女婿)的女儿为妻;他的女儿则嫁给了真宗朝权臣丁谓之子。

那么,作为一名家世显赫的贵族子弟,钱惟演能不能如愿已偿当上宰相呢?


第一次问鼎相位受挫

其实,钱惟演离宰相的距离很短很短。他曾官拜枢密副使、枢密使、使相。宋朝的枢密使、副使相当于主管军政的副宰相、国务委员,距相位只有一步之遥;使相更是地位与宰相等齐,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但使相只是荣职,并无实权,“不预政事,不书敕”,不参预朝政和签署命令。而钱惟演想要的是“真宰相”。所以使相的荣职并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宋《文会图》宋《文会图》

钱惟演拜枢密副使是在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仁宗即位后,即乾兴元年(1022)七月,升为枢密使。这次扶正钱惟演,有照顾的性质,因为此时参知政事王曾拜相,之前王曾的排名在钱惟演的后面,“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但钱惟演在枢密使的位子只坐了四个月,屁股还未坐热,便于十一月份被免职,改为保大节度使,知河阳(今河南孟州)。

原来,钱惟演以前依附宰相丁谓,“见丁谓权盛,附离之,与为婚姻”,丁谓驱逐政敌寇准,“惟演与有力焉”,也因此被丁谓提携为枢密副使。后来丁谓失势,钱惟演担心自己被他拖累,便一面跟丁谓说,您别担心,“无大忧也”,一面跑到刘太后跟前,大说丁谓的坏话,甚至构陷他有谋反之心。钱惟演这么做,自然是要与丁谓切割,“挤谓以自解”。

接替丁谓当首相的是冯拯。说起来,冯拯跟寇准有宿怨,早年曾弹劾寇准,致使寇准丢了参知政事之职。冯拯跟丁谓也不相得,但他不落井下石,刘太后欲诛丁谓,冯拯却为其求情:“(丁)谓固有罪,然帝(指仁宗)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丁)谓岂有逆谋哉?”而钱惟演跟冯拯的关系倒是不错,惟演以前曾在真宗面前为冯拯美言:“冯拯故参知政事,今拜枢密使,当矣。”

但是,钱惟演那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两面派做法,冯拯是很看不惯的,“恶其为人”。因此他当上首相之后,便上奏刚刚登基的宋仁宗:“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预政,请出之。”冯拯这么说,应该不是基于私人感情,而是出自公心。

宋朝立国,鉴于汉唐时外戚掌权乱政之患,先后多次申明外戚不可担任执政之职,如宋仁宗曾诏“后妃之家 毋行除二府职位”;宋徽宗诏“自今戚里、宗属勿复为执政官,著为令”;宋高宗说,“朕深不欲以国戚任军旅及朝廷之事。万有一过,朕罪之则伤恩,释之则废法。如太后、皇后之家子弟,未尝任之以事,但加以爵禄、奉祠安闲而已。”因此,从北宋至南宋前期,宋王朝大体上未有外戚柄政揽权之事。

南宋后期,政制败坏,便出了两名成为大权相的外戚:韩侂胄与贾似道。韩侂胄的母亲是宋高宗皇后吴氏之妹,贾似道的姊姊则为宋理宗贵妃;韩侂胄独揽朝政十二年,贾似道独揽朝政十五年。南宋亡国之患,便是在这两大权相独裁之时埋伏下来的。可见让外戚掌权,确非社稷之福。因为外戚与内廷关系密切,容易滥用其私人关系增殖其权力,当其权力越来越大,最终便会变得不受制约。


贾似道

贾似道

冯拯是较早提出外戚“不可预政”的宋朝士大夫。当时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钱惟演可是刘家的姻亲。冯拯的奏请,多少有些不给太后面子。但冯拯提出的理由,刘太后也不好反对,因此只好免去了钱惟演的枢密使职务,外放河阳任知州,领节度使待遇。宋朝的节度使跟唐朝的完全不一样,唐节度使是掌控一地军政、民政、财政的藩镇,宋节度使则只是一个虚职、荣衔,毫无实权。

也就是说,钱惟演在距拜相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被宰相冯拯堵了回去。这是钱惟演第一次问鼎相位受挫。


第二次问鼎相位受挫

次年,天圣元年(1023),刘太后将保大节度使钱惟演从河阳调到亳州(今安徽亳州),还是任知州。钱惟演借从河阳赴亳州之机,入京逗留了一段时间。

钱惟演在京逗留,目的当然是试图游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让他当宰相,“图入相”。前面我们介绍过,钱惟演与刘太后娘家是姻亲,他妹妹嫁给了刘后之兄刘美。准确地说,刘美其实并不是刘娥的兄长,而是前夫,本叫做龚美。“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经人牵线,刘娥改嫁襄王赵元侃。赵元侃是谁?就是后来的宋真宗。真宗即位后,先后封刘娥为美人、修仪、德妃,最后立为皇后。龚美呢,被认作刘后之兄,改姓刘。

说到这里,我们再补充一条花边。钱惟演妹妹嫁给刘美之后,生子刘从德、刘从广,刘从德后来娶商贩王蒙正之女为妻。按野史笔记的记载,这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原本是仁宗皇帝的妃子候选人,仁宗对她也是一见钟情,欲选为妃子,但刘太后认为她“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侄从德”。仁宗对刘氏女始终未能忘情,“未几,从德卒,至是内批王氏封遂国夫人,许入禁内”。“许入禁内”的意思,意味着有机会与皇帝约会。所以坊间也传言,刘从德的儿子刘永年很可能就是宋仁宗的私生子。

总而言之,钱惟演一家跟赵宋皇室、后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当然有直通道将自己“图入相”的愿望传给刘太后。

刘太后也愿意帮助她的亲戚钱惟演实现拜相的人生夙愿。刘娥虽贵为帝后,但出身寒门,一直想找个刘姓世家攀为亲戚。她先是看中知开封府刘综,一日刘综“奏事毕,真庙(真宗)从容曰:‘卿与后宫(刘后)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综变色作秦音曰:‘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内。’”被刘综拒绝后,刘娥又看上另一任开封府尹刘烨,一日召对独留刘烨,“后曰:‘知卿名族十数世,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烨曰:‘不敢。’”后来刘后又几次提出要看刘烨家谱,但刘烨就是托故不交出来,又托病“乞出知河南府”,远远避开刘后。而钱惟演乃钱塘王室之后,世家子弟,却主动找刘后娘家结亲。刘娥对他自然要投桃报李。

然而,拜相这么重大的事情,并不是刘太后说了就算的。虽然宰相的除拜大权名义上归于君主,但若除拜非人,必引发廷臣强烈抗议。而且,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宋朝宰相的任免,需要走复杂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学士草制,然后交给事中审核,法理上,翰林学士具有“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的权力,给事中具有“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的权力。虽然宋代封驳宰相任免的情况极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过,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刘挚罢相,罢相麻制就被给事中朱光庭封还。朱光庭说:“(刘)挚忠义自奋,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被斥逐不辞。”


赵普

赵普

最后,拜相的制书,还需宰相副署,方得生效。以前我们讲过赵普拜相的故事,由于范质等三位宰相已经辞职,宋太祖在颁发拜相制书时便碰到程序上的大麻烦:找不到宰相副署制书。最后还是翰林学士窦仪想到办法:“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开封府尹赵匡义领有同平章事之衔,为使相,是名义上的宰相,由他副署,总算合乎程序地签发了制书。这也是两宋唯一一个由使相署敕生效的特例。

因此,就算刘太后有心要将钱惟演扶上相位,也绝不是她(以仁宗的名义)下一道手诏就可以做到的。就算对钱惟演的任命顺利走完翰林草制、给事中通过、宰相副署的全部程序,还有台谏官那一关要过呢。

正当刘太后犹豫未决之时,钱惟演赖在京师不赴亳州之任、图谋拜相的消息也传了出来。监察御史鞠咏闻知,立即上书:“惟演憸险,尝与丁谓为婚姻,缘此大用。后揣知(丁)谓奸状已萌,惧牵连得祸,因出力攻(丁)谓。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坚决反对拜钱惟演为相。

刘太后派内侍将鞠咏的奏疏拿给钱惟演看,意思是说,老钱啊,拜相这事不好办啊,你看,御史强烈反对,要不,这事儿缓一缓,以后再说。但钱惟演还不死心,“犹顾望不行”。

此时,鞠咏在朝堂上对谏官刘随说:“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白麻是书写大拜除制书的白麻纸,借来指代拜相的制书。鞠咏的意思很明显,钱惟演要是真的拜相,那我们就将他的拜相制书当堂给撕了。鞠咏这么一扬言,钱惟演闻讯,“乃亟去”,这才灰溜溜往亳州赴任。

由于御史的阻挠,钱惟演第二次问鼎相位受挫。


第三次问鼎相位受挫

又过了几年,大约天圣九年(1031),钱惟演改判陈州(今河南淮阳),但他“托疾久留京师,既除陈州,迁延不赴,且图相位”。这是钱惟演第三次逗留在京师游说拜相。

此时,鞠咏刚刚去世,钱惟演大概以为这一回应该没有人来反对他了吧。然而,他第三次问鼎相位的努力还是遇到了强有力的阻挠。阻力还是来自御史台。

天章阁待制兼侍御史知杂事范讽看出钱氏的意图,上奏仁宗及刘太后:“惟演尝为枢密使,以皇太后姻属罢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复用”。殿中侍御史郭劝也上书说,“钱惟演迁延不赴陈州,觊望相位”,“请促惟演上道”。

钱惟演见拜相无望,只好改变了主意,“自言先垅在洛阳,愿司宫钥”,说他的祖坟在西京洛阳,愿为洛阳留守。刘太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改任他为河南府兼西京留守,领节度使、同平章事衔。

几天后,范讽入对,刘太后告诉他:“惟演去矣。”范讽语带嘲讽说:“惟演奴仆皆得官,不去尚奚以为?”钱惟演连他家的奴仆都得到了美官,他不去赴任还想怎样?

钱惟演这回外放洛阳,人生也即将走到尽头。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逝。钱惟演从洛阳赶回京师参加葬礼,五月,他呈了一份建议书给宋仁宗:“母以子贵,庙以亲升,盖古今之通义也。庄懿皇太后辅佐先帝,诞育圣躬,德冠掖庭,功流宗社。陛下感深罔极,追荐尊名。既复寝园,将崇庙室”,请在太庙“以庄献、庄懿皇太后并祔真宗之室”。这里的“庄献”即刘太后,“庄懿”则是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

钱惟演的建议,被后人认为是对礼制的破坏,因为按礼制,“宗庙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钱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同再立后,更以仁主所生后配,后遂以为例而礼乱矣”。钱惟演是聪明人,又是饱学之士,岂不知礼法?他之所以这么提议,自然是为了讨好宋仁宗,“以希帝意”;惟演还想使出联姻的大招,“又欲与庄懿太后族为婚”,希望继续以政治婚姻巩固钱家的权力地位。


宋仁宗

宋仁宗

然而,这一次,他的马屁拍到了马蹄上。虽然宋仁宗对钱惟演的建议很是受用,“诏太常礼院详定以闻”,但此时已晋升为权御史中丞的范讽,却对钱惟演发起弹劾:“惟演不当擅议宗庙”,而且,“惟演在庄献时,权宠太盛,与后家连姻,请行降黜”。

仁宗跟宰辅们说:“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责惟演。”但范讽也留有一手,立刻从袖中抽出他的御史中丞“告身”(人事任命状),交还皇帝,说道:“陛下不听臣言,愿纳此,不敢复为御史中丞矣。”皇上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这御史中丞之职我不敢再做下去了。仁宗不得已,只好答应降黜钱惟演。范讽这才告退。

明道二年八月,仁宗下诏: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钱惟演落同平章事之衔,迁崇信节度使,速赴随州(今湖北随州)上任;钱惟演之子钱暧夺一官,“听随惟演行”。

第二年,景祐元年(1034)秋七月,钱惟演在随州去世,他想当“真宰相”的人生梦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曾经有几次,这一梦想看起来似乎是唾手可得,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当不了宰相也成为钱惟演一生最大的遗憾,晚年常感叹:“平生不足者,不得于黄纸书名。每以为恨也。”


余话

钱惟演去世后,朝廷在给他议拟谥号时,礼官认为他生前“贪慕权要”,按《谥法》,“贪而败官曰墨”,可谥“文墨”。“贪慕权要”四字确实是对钱惟演的准确形容,钱惟演无疑属于趋炎附势之人,这一点从他拼命跟皇室、外戚、相臣联姻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宰相的好人选,即便他并非外戚,也不应该让他当宰相。

那么,以钱惟演的家世、地位、关系网格,何以最终无法如愿以偿当上宰相?我们一般都是从宋室对外戚揽权的警惕与防范的角度来解释。这么解释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我总觉得漏掉了什么。直至看到宋人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恍然发现宋人自己的解释更具启发性。

吕中说:“太祖太宗之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故太祖太宗之世,无干谒之门,无幸求之路。”太祖与太宗以皇帝的威权杜绝外戚的干请。而到了仁宗朝,“仁宗不自揽权,不尚威令,以仁厚容养臣下,是以宫闱之请求,燕闲之私昵,皆其所不免者”,但是,“国势莫宽于仁宗之时,而纪纲亦莫振于仁宗之时”,国家纲纪并未因仁宗的宽仁而松懈、败坏,这又是为什么?

吕中认为,是因为仁宗尊重公议、制度。公议者,台谏之所系也;制度者,职官可封还皇帝私恩之手诏也。“故惟演为枢密使,宰相冯拯以为不可,欲图相位,御史鞠咏以为不可”;“杜衍为相,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上前”。由于朝廷重新公议、制度,钱惟演才无法通过走后门获得相位、窃取公器。

我们习惯于从“皇帝揽权”VS“外戚篡权”的权力斗争角度去理解钱惟演图相受挫一事。宋人吕中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从“君主私恩”VS“朝廷公议”的制度建构视角观察宋朝的外戚干请活动。

不能不承认,吕中的视角更准确。因为宋朝情势已大大不同于汉唐,汉唐式的外戚擅权危机已不大可能重现,即便是南宋权相韩侂胄与贾似道,虽有外戚之身份,却无外戚之意识,诸葛忆兵先生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对此有阐述:“前代外戚擅权,肯定要形成王氏集团、武氏集团等外戚同姓集团,以血缘关系构成政治权力网。这种同姓权力网一经形成,就会对异姓皇室构成极大的威胁,前进一步就是改朝换代,如汉末王莽所为。韩贾二人所为却不是如此”,“他们不会依恃外戚身份,努力膨胀家族势力,以达到擅权或篡权的目的”,“与其说他们是外戚擅权,不如说他们是权相专柄”。

至于钱惟演,尽管贪慕权要,但我们又很难说他是野心家,他的“恨不得为真宰相”,其实也就想“过把瘾就死”而已,未必就有把持朝政的野心。因此,钱惟演的“图入相”,与其说是对皇权的威胁,不如说是对制度的破坏。

最后,我们还需要将范仲淹的梦想实现情况交待清楚。范仲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拜参知政事,开始领导“庆历新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还不是正宰相,从这个角度来说,范仲淹并未完全实现拜相的夙愿;但从“利泽生民”的角度来说,范仲淹于泰州治堰、应天兴学、平定边塞、主持新政,晚年又建范氏义庄,惠养族人近千年,造福于当世,垂名于青史,可以说庶几实现了人生抱负。


范仲淹

范仲淹

一名寒门子弟,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政府之执政、士大夫之领袖,这放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在世族制度犹存的隋唐,也不大容易。唐朝尽管已经推行科举制,但科举取士的规模有限,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宋代情势一变,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取士不问世家,平民布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高层,不再是非分之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大宋梦”。

宋朝也有意抑制食禄世家,多数官宦子弟必须与平民竞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功名,而且他们的录取条件远比平民苛刻,考中之后还要经过复试,“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士人政府的开放性、当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梦想。世家子弟钱惟演至死都未能实现他的“真宰相”之梦,寒门之子范仲淹则庶几完成了他的人生抱负。这正是那个时代值得喝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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