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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军统在抗战中,和苏、美、英的情报合作  

2017-05-28 15:18:49|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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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在抗战中之六:军统的国际合作,不但有中美合作,还有中苏合作、中英合作

 

摘要:军统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但在国内,而且和盟国的情报机关也有很多合作,除了著名的中美合作所,还有鲜为人知的中苏、中英合作,通过这些国际合作,军统的势力进一步得到扩充,同时也对抗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军统在抗战中,和苏、美、英的情报合作 - 老泉 - 把酒临风的博客

图1:中美合作所旧址,军统在抗战中和盟国情报机关有过密切合作

鲜为人知的中苏合作

1937年8月27日,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半月后,中苏就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在军事合作的同时,情报领域的合作也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1938年5月,双方达成在对日情报领域的合作意向,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工作机构,并签署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议定书》。7月14日,中苏技术研究所秘密成立,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所长,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郑介民及苏联安全局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总部设在汉口,下设四个科,都是由中方人员任科长,苏方人员任副科长。第一科负责训练,第二科负责情报搜集整理,第三科负责电讯通信,第四科负责总务。中方的对口合作单位就是军统。

中苏技术研究所成立后,军统全力配合,迅速展开了情报搜集和整理,仅仅一个月就先后在天津、北平、山东、宁夏、上海、汉口、香港、爪哇设立了8个情报组,截至到1938年底,就获取了148件,其中直接由苏联提供的有27件。1939年之后,中苏技术研究所进一步发展,除了原来8个情报组继续发展组织,还在东京、广州、徐州、郑州、西安、太原、沈阳、哈尔滨、宜昌、长沙、南昌、日本、朝鲜、台湾、马公岛等地开设了新的情报组。在各地情报组织发展迅猛的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协调各地情报组的工作,中苏技术研究所又将所有情报组划分为八大区,第一区负责第四战区所辖地区,区部设在东莞;第二区负责三战区所辖地区,区部设在上海;第三区负责第五战区所辖地区,区部设在汉口;第四区负责第一战区所辖地区,区部设在郑州;第五区负责第二战区所辖地区,区部设在太原;第六区负责山东全省和苏北地区,区部设在济南;第七区负责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区部设在北平;第八区负责第九战区所辖地区,区部设在九江。

不过中苏情报合作的成果仅仅只有情报的搜集和整理,并没有其他人员训练、敌后袭扰作战等方面,合作并不深入也不全面,根本无法和后来中美情报合作相提并论,但是对于军统来说,刚刚开始对日情报斗争,各方面还停留在以往国内军阀混战时期,和苏联情报机关的合作,让军统迅速和国际领先的情报斗争接轨,转入针对日本的情报斗争,意义非同小可。可惜的是,有关中苏技术研究所的资料非常稀缺,所以难以有更深入的介绍。

而且由于双方在政治意识上的差异,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当年北伐战争时期那样亲密无间的合作程度了。进入1939年后,日本南进的战略意图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深入,特别是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联逐渐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助,中苏情报合作也就随之落幕。

戴笠和英国佬始终没好感

军统的掌门人戴笠对英国始终没有好感,原因之一就是曾经在过境香港时被港英当局羁押了三天。关于这次被羁押情况说法不一,不但在时间上就有1936年3月、1940年10月和1941年6月三种,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但戴笠被港英当局羁押了三天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被戴笠引为奇耻大辱,从此也埋下了对英国深深的厌恶。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年的1939年,英国就主动提出希望和中国在情报领域进行合作,当时和英国情报机关合作的中国对口单位就是中统,而不是军统。中统和英方的合作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联手开展对日情报搜集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交流。

可以说军统对和英国在东南亚展开情报合作,很是不屑,早在1939年1月,军统就已经在第二处下面增设国际科,专门方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工作。此后,军统完全凭借自身的资源和关系,先后在印度新德里、缅甸仰光和腊戍、泰国曼谷、越南西贡和海防、马来亚吉隆坡和槟榔屿设立了情报站,并在新加坡和菲律宾分别设立了星洲特别小组和荷印特别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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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英情报机关也曾经有过合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英国驻华情报部门首脑门德内哥罗就是在军统和忠义救国军的救助下逃出上海,他由此体会到军统在敌后游击武装的作用和价值,便主动提出和中国合作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武器装备和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特工和敌后武装人员。同时也在香港成立了中英情报交换组,并在海南和虎门等地设立电台。但是戴笠感到和英国情报机关的合作,英方比较吝啬,对援助的装备数量斤斤计较,援助到位的时间也一拖再拖,认为“英人缺乏热诚”,加上和美国情报机关已经开始接触,所以就逐渐停止了英国的合作。

此外,中国的密码破译单位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1941年12月破译了日军海军航空兵的密码通信,最早获悉了日军击沉英军太平洋舰队“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消息。英国方面因此非常希望能得到中国破译日军密码的相关技术,主动邀请中国派出Special 密码破译小组前往印度共同开展对日军密码的破译。当时针对日本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日军当时没有组建独立的空军)的密码破译已经由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移交给了航空委员会(其实就是空军)监察总队。因此,密码破译小组赴印事宜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奇葩现象,和英国谈判由军令部第二厅负责,业务事项由航委会负责,而人员则几乎全部来自军统。在出发前,戴笠接见了全体人员,他告诫这些即将和英国人合作的破译人员:“他们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老奸巨滑,你们去印度,与英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事处处留心,态度要硬,决不可软。应寸步不让,否则就会吃亏,上他们的当!……你们到印度去要机警些,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回来,不要到头来,他们把你们扔下跑了,你们还莫名其妙哩……”

1942年10月,这个30多人组成的特殊小组以航委会监察总队第6区队的名义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第6区队总共破译日军密码电报300余份,不但为英军提供了早期预警,更通过长期的无线电监听和破译,发现日军海军航空兵已经基本撤出东南亚,留在缅甸的只剩下陆军航空兵,总共也就200架作战飞机以及日军战机在缅甸的大致配置情况。

1943年10月以后,日军在远东已经无力进犯印度,对印度的空中袭扰也大为减少,空防情报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以前那样迫切,英方也就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情报交流、提出了全面“吸收”中方密电破译技术的请求。第6区队立即请示国内,中方回复事关重大,如欲修改协议,应派员赴重庆重新谈判。英方得到这个回复后,就干脆提出如果中方不愿意提供密码破译技术就撤回中国,因为英国认为今后的战事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密码破译情报了。戴笠随即命令第6区队全部撤回国内,这次中英密码破译合作到1943年10月下旬彻底结束,结局果然验证了戴笠之前的话。

1943年军统和美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引起了英国情报机关的高度重视,因此在1944年6月,英国再次提出希望和军统重新展开合作,并由英军东南亚最高司令长官蒙巴顿出面邀请军统派人赴印度出席中英情报合作会议。1945年1月,中美英三国的情报部门在重庆盟军总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主要是协调三国的秘密准军事行动。这次会议的出席者级别都相当高,中国方面是军委会负责外事的钱大钧、朱世明和军统的戴笠、郑介民,美国方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中将、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多诺万、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准将,英国方面是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简称SOE)格里姆斯戴尔少将、泰勒准将,但是会议总体气氛并不和谐,也没达成具体的合作协议。

尽管英国很不甘心,但最终和军统的情报合作还是黯然收场。

战果丰硕的中美合作所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海军这才认识到之前军统通报的情报是如此准确,由此对军统的密码破译、情报分析能力十分欣赏,自然萌生了合作的念头,因此美国海军情报署立即指令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和军统联系,双方一拍即合,戴笠随即命令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就双方合作事宜和美方联系。

1942年1月,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和海军情报署的梅乐斯(Mary Miles)中校与肖勃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肖勃代表戴笠表示军统可以为美军在中国提供各种方便和情报合作,条件是希望美国海军帮助军统训练游击特工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特工器材、军需物品。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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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中校

1942年5月,梅乐斯在肖勃的陪同下来到重庆,戴笠为他设宴洗尘,梅乐斯见餐桌上没有任何家禽,觉得很奇怪,他知道中国人通常喜欢吃鸡鸭,于是就问戴笠怎么会没有家禽?戴笠回答他,因为你是不吃家禽的——梅乐斯大为惊讶,不由佩服军统情报搜集的能力之强。

随后梅乐斯在戴笠陪同下前往福建浦城实地视察,尽管此时日军正发动浙赣作战,兵锋距离浦城很近,但戴笠还是陪同梅乐斯在东南沿海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在途中两人就双方的合作进行了谈判,这次考察其实也是梅乐斯对军统的考察——他提出希望能有各地的水文气象和日军布设水雷的情报,没有几天军统便向他提供了中国东南沿海、台湾乃至越南、缅甸、泰国和菲律宾的相关情报,速度之快捷情报之丰富,令他极为震撼,而且这次考察中既有国统区也有沦陷区,军统都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即使在沦陷区,白天是日军控制,晚上则是军统的天下,因此尽管旅途不过短短几天,但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2年9月,梅乐斯第二次来中国,戴笠提出了中美情报机关全面合作的草案,很快这份草案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批准。美军因为梅乐斯在这次合作中的贡献以及在合作开始后能够和中方人员对等,所以破格晋升为准将。9月22日,梅乐斯还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协调员,正式负责和军统的合作及协调。

1943年4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分别代表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梅乐斯和肖勃也在协定上签字。

7月4日,戴笠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在重庆共同在这份协定上签字,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英文缩写SACO)正式成立。由戴笠任所长,梅乐斯任副所长,中美合作所本来是隶属于中国战区,但遭到了戴笠和梅乐斯的强烈反对,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发布了补充命令,明确中美合作所由中美双方的最高统帅部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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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戴笠在合作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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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月4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的庆祝酒会

军统在随后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一带,方圆十多平方公里范围设立了禁区,陆续建造了宿舍、办公厅、餐厅、跳舞厅、大礼堂、军火库、仓库等建筑,最高峰时期全所编制的内外勤人员就有6359人,其中美方人员约2000人。

除了本部总办公室外,还下设人事组、情报组、作战组、气象组、会计组、财务组、特警组、通信组、秘密行动组、研究分析组、心理作战组、供应组、医务组、总务组、翻译组、交通运输组、医院、看守所、警卫队等下属机构。

美方提供了大量装备,其中包括156个气象站的全套设备、一所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全套设备、200辆吉普车、2000辆十轮卡以及9000吨特工器材和武器装备等。

中美合作所先后开办了22个训练班,培训干部1300人、学员5万余人,轮训作战人员5万多人,极大提高了中方对日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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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戴笠出席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的结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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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正在接受培训的军统人员

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成效主要有:首先,在东南沿海设立了156个气象站,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气象情报网,这也是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进行合作的首要使命,这些气象站所搜集的气象情报经过汇总整理,可以准确预报西太平洋上的气象情况,对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作战至关重要,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19944年以后的历次战役都离不开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气象情报,战后美国海军将中美合作所的气象情报评价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军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气象情报来源”。

其次,情报搜集也是中美合作所重要任务,仅仅在在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向美方提供4139件重要情报,美方提供中方的情报也有1758件。在电讯侦听破译方面,中美合作所总共截获破译日军密电11万多件。

中美合作所指挥和训练的武装人在敌后员积极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根据中美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1946年提交给美军的正式战报:中美合作所部队“击毙日军26799人,伤11642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58艘、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库房271个,铁路303段,机动车269辆,营救盟军飞行员130名。”而敌后部队的有些战绩远远不止数字所显示的那样简单,例如,1944年1月21日,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忠义救国军一部袭击郑州黄河大桥,日军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急抢修才通车,从而迫使日军在抗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一号作战”整整推迟了三个月,这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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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美方人员一起审讯被俘的日军

此外,中美合作所的心理作战组大量印制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储券,在沦陷区使用,不但严重扰乱沦陷区金融,还利用这些假钞收购大量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在经济战方面也进行得有声有色。1945年3月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展开全面战略轰炸和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接连投下两枚原子弹,心理作战组更是全力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极大动摇了日军军心。根据美军在战后对日军的调查,这些宣传对对日军士气的影响相当大。

中美合作所到底是抗日还是反共

长期以来,中美合作所总是被说成是“杀人魔窟”,甚至还出现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首先,中美合作所是中美双方为了对日作战而成立,所有开展的工作无论是训练、情报搜集还是敌后袭击,都是为了对日作战的目的。双方签署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就明确规定了双方合作的任务就是搜集交换军事情报、气象情报,配合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策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开展对沦陷区的破坏和心理作战。还强调了“中美合作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战争结束应立即宣告结束。”因此抗战胜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下令解散中美合作所,9月29日梅乐斯回国,10月11日,在歌乐山下的军统大礼堂,军统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宣告中美合作所正式结束。美方人员随即开始分批回国,至1946年10月1日,美方最后一名人员离开中国。

而在中美合作所的下属单位里,也从来没有过集中营的单位。就是看守所也是在军统的严密控制下,并不允许美方人员介入。1944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失踪,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就委托梅乐斯进行调查,戴笠就坚决拒绝梅乐斯指派的美方人员去检查看守所,所以中美合作所根本无权插手军统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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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从来没有过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单位

国共内战期间,军统对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进行关押、刑讯乃至处决,其中不少人都曾在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警察训练班接受过培训,刑讯工具以及刻有USA字样的手铐脚镣都是当时中美合作所解散时无偿移交给军统的,因此很容易被认为是中美合作所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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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中美合作所移交给军统的刑具

1949年国民党在败逃重庆之前的11月27日,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志士进行了集体大屠杀,有200多位革命志士被杀害。这笔血债也被算在了中美合作所头上。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被军统作为临时看守所,1943年中美合作所建立时,因为缺少现成的房屋,军统就将白公馆关押的犯人全部迁往渣滓洞,滕出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供美方人员居住。

这些装备、人员、地点都和中美合作所有过关联,但把中美合作所描述成“杀人魔窟”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当年曾以美国战略情报局雇员身份在重庆与梅乐斯共过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援助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自然会使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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