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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诗到老年惟有辣 书如佳酒不宜甜 个人微信:sdjnlaoquan

 
 
 

日志

 
 

清末一起扑朔迷离的外国人死亡案  

2017-05-27 14:41:30|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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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滇案调查了一年,关于事件之由,至此形成四种说法:
         第一说是缅甸国王的部署,第二说是“野人”抢劫,第三说是云南地方官员的行动——即李珍国谋划,第四说是清政府策划。
          

         李鸿章对滇案的看法
         处理马嘉理事件过程中,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由于京津距离近,李鸿章还有自己的特殊人脉渠道,所以总理衙门也从他那里获取各种信息和洋人过津时的谈话记录。
        早在4月10日,李鸿章就告诉北京,新上任的云南布政使,前淮军部属潘鼎新2月20日给他写信,提到“英使由缅甸入境,携带兵将三百余名,腾越、永昌纷纷警报,沿途散勇皆欲借端蠢动。彼不过遂其抢劫之私,并非能知华夷之义,岑帅已严檄禁止。不知能平安抵省否等语”。马嘉理被杀是在21日,即潘写信后之翌日。昆明距中缅边界千里之远,为何先获外人带兵入境的消息?李鸿章从潘信中读出的氛围,显然与岑毓英所称一无所知的陈述有很大不同。
         6月21日,李鸿章在给李瀚章的家信中又说,接潘鼎新5月19日来信,“马嘉理被戕实情及现在岑公张皇掩饰情节历历如绘”。该信原文迄今未见公布,但其意是指控岑毓英参与谋划,李珍国实施操作。所以李鸿章将潘信分别抄寄李瀚章和京中的丁日昌转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阅看。他对兄长说:“岑公跋扈著名,边境文武皆其心腹,既有密谋在先,势不能不死力袒护。”他又对丁日昌说:滇事由于岑毓英始谋不慎,事后不得不节节回护。“起事缘由,概可想见。”
         李鸿章还说,英使馆参赞梅辉立“前过津谒晤,亦有确知腾越文武主使,岑抚授意之说。是此案办理,实属万分棘手。”他认为岑毓英心术多诈,眼界狭小,不宜久令治滇。念其平定杜文秀起义战功,必须保全,以顾国体。李珍国本非善类,须设法羁糜,讯供确实后解刑部议罪。此后李瀚章处理滇案,即按这一策略行事。
          清廷处理滇案,前台派出钦差大臣李瀚章,幕后就商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家兄弟完全卷入进去。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场和民众中普遍存在排外情绪,激愤于西方列强在中国扩张势力和传播宗教,却找不到合适的反抗方式,在行动中就常常过激、陷于盲动,爆发过许多教案和冲突,其中最著名的是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该案起始于民间误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绑架杀害孩童,挖心挖眼以作药材之用。数千群众包围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当场向崇厚开枪,继而又向知县刘杰开枪,打伤其仆人。民众激愤之下打死了丰大业及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二名神父、二名法国领馆人员、二名法侨、三名俄侨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烧了望海楼天主堂和领事馆。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此案,经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遂在法国要求下,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个天津民众,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均被被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曾国藩因而被舆论指斥为汉奸,声名受到很大影响,自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了。
李瀚章、李鸿章(左)兄弟晚年合影
        李瀚章、李鸿章(左)兄弟晚年合影
         现在追办滇案,如果最终查不出凶手,英国人不能答应;若是查处凶手,惩办官员,可能又会激起民愤。这是李氏兄弟不能不反复考虑、审慎行事之处。李鸿章叮嘱大哥:“兄到滇后应先将原派查办不实各员摘顶,树之风声,俟定谳时再分别奏参,是亦津案办法。但欲避汉奸之名,绚官神之誉,则必办不到,而案也必不能结。且恐掣动大局,望三思百思而行。”
谁是幕后指挥之人
         1876年4月20日,李瀚章、薛焕、岑毓英联名向朝廷上奏结案报告,确认李珍国是阻击行动的指挥者。他们说李珍国接到士绅来信后,“竟自居间发难,布置截阻,挥霍犒金,欲为摊索资费地步。赉函绅众,极力铺张,绅等力难禁遏。”言下之意李珍国抗英是为了搂钱。报告以腾越士绅给李珍国的两份去信和李珍国的回信作为证据。李珍国在信中说:
弟自接诸公来函,即将诸山野贯一律调齐,大加犒赏,取具刀标木刻为凭令,并各司出具印结,均交蛮允收存。惟查洋人之事,弟又由腊撒、陇川、章凤街三处,传聚诸路野贯,以牛马银物按数给之,亦各欢喜,各于要隘堵截。但此番大事,较之发匪(按指太平天国)甚于十倍,关系阖厅。弟念切桑梓之邦数万生灵起见,昼夜筹划,费尽心力,断绝阴谋大患……一路赏耗用去银一二千金。
        李珍国信中还说他于1月30日到达猛卯司署,接报洋人羽党数十在该司坝尾驻扎,雇脚夫往拱洞方向运送货物。洋人听说他带兵在猛卯驻扎,畏惧兵威,已经折回八莫,意欲仍由蛮暮经过。他令雪列官蔺小红令各路山贯堵截各口,谅洋人难以逃脱。
李瀚章还另派湖南绥靖镇总兵李胜改装易服,单独取道四川赴腾越、蛮允查访。李瀚章说,参考李胜密报,结论是“各路之布置皆李珍国一人之主谋”。“凭证昭然,已同铁案”。
         虽称“铁案”,除了李珍国与腾越士绅的通信,李瀚章并没有拿出更多证据。潘鼎新当初告诉李鸿章的秘密,结案奏折中也没有提及,或许是为了切割与岑毓英的干系。李珍国本人坚决否认指控,强调“实无写过书信与地方绅士齐团的事,亦无使人阻截洋人。”不仅李瀚章到滇后的六次审讯都不承认,甚至在六年后英国探险家柯乐洪见到他时依然继续否认。
        审案中犯人供词也相互矛盾。比如李珍国之信落款为1875年2月7日,所叙命各路山民截杀洋人,在时间和地点上存有明显漏洞。再有他称蔺小红为雪列官,而云岩硐的头目腊都的供词说:“蔺小红本是汉人,被我们掳在硐里的”,且是砍杀马嘉理的主要动手者。
         但李瀚章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李珍国身上。他在奏折中提出按照“公众确凿即同狱成”之例,给予应得之罪。清代刑律注重被告口供,断罪必取获取供词,只有案犯在逃,方可在旁证确凿的情况下定谳。而本人拒绝认罪,要按“公众确凿即同狱成”来定罪,必须上奏,故李瀚章奏折也提请刑部审核。李鸿章意识到李珍国拒绝认供是本案软肋,力主将他回复绅士信函交给威妥玛阅看,以钳其口。他私下说:“大家皆思糊弄鬼子,要知鬼比人更伶俐耶。”
          早在上年岑毓英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威妥玛就向李鸿章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凶案已出半年,查办四月之久,结果乃诿之 劫杀。此案既无办法,一切中外交涉均无办法!”他威胁说:“我并非着急生气,总是和局要紧。从1861年到现在,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这次进京,打算与总署商议,看他们怎么个办法。如果还没有成事的把握,我只好再出京,把云南的事交给印度总督去办,把各口通商的事交给海军提督去办,这叫做物极必反!”他还说马匹赃物皆易装点,算不得过硬证据。
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
           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
          威妥玛也拒绝李瀚章的调查结论。他在回复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说:“此次所陈案由,据称马翻译官被害始末,如何计杀柏副将,一举造意者,果系李珍国,并声明造意之事原出何故云云。本大臣若据所陈案由为确凿真情,无非蒙蔽本国朝廷,咎属难辞,至案内所录一切证据,互相牴牾,不足凭信”。他怀疑所谓腾越绅众与李珍国的往来信件根本就是事后补作,要求出示这些写信者的姓名。他认为滇案中李珍国是奉上司命令,岑毓英是奉旨,因为中国怀有攘外之心。他坚持要将岑毓英和各官各犯提京审讯,质疑李珍国策划拦截探路队和“野人”抢劫马嘉理的关系,中方解释拦截柏郎者,既有本地山匪,又有内地逃出“汉奸”和回民起义羽党,“起意并不同谋,击阻适在同时。”
         滇案调查了一年,关于事件之由,至此形成四种说法:
        第一说是缅甸国王的部署,第二说是“野人”抢劫,第三说是云南地方官员的行动——即李珍国谋划,第四说是清政府策划。
前面提到,最初柏郎认为袭击是缅王筹划的,但英国人后来不往这条线索上深究,因为最起码,缅王派出的卫队,没有背叛他们;中方认为缅甸是藩属国,也不朝这个方向去推诿。岑毓英将事件归于“野人”,李瀚章将事件归于李珍国。而威妥玛,却抓住机会,要将事情推到中国政府头上,去取得马嘉理事件之外的更多东西。
        事实上,从马嘉理离开探路队到他被杀害,两天里发生了什么,局外人并不清楚。威妥玛是报案者,岑毓英、李瀚章等人是办案方,在彩云之南极为遥远的边境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可能破案,也可能破不了案。威妥玛私下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坦承:“如果不是中国官方毫不犹豫地承认马嘉理遇害,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若干缅人的信札和供词作为控诉狙杀的证件。而且详细审查这个问题,犹如在英国审查这类问题,我不由地感到困惑不安,……在老贝列(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它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充分证据说支持的说法。”
        马嘉理事件成了一出各说各话、扑朔迷离、难以厘清真相的罗生门。
        关于威妥玛
        我们回头来说大名鼎鼎的威妥玛。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威妥玛是是著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曾就读剑桥大学,1838年二十岁加入英国陆军,1841年随军来华参加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工作生活达四十余年。他1847年退伍转外交官。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首任外国税务司。1858年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活动。1861年任使馆参赞。1867年出版《语言自迩集》,主要讲解通行于北京官场的汉语口语,用作西方人的学习教材。1868年,他发明威妥玛式拼音,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在欧美广为使用。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威妥玛拼音都已被汉语拼音取代,但还有不少成为专用词汇,仍以威氏拼音的方式出现——比如“Kungfu”(功夫)、“Kungpao Chicken”(宫保鸡丁)、“Tsingtao”(青岛啤酒商标上的青岛地名)等等。前些年,有学者将蒋介石的英文名字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是不熟悉威氏拼音闹的笑话。1869年威妥玛升任中英建交后第三任驻华公使。
 1858年6月28日,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1858年6月28日,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从1793年英国派出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寻求建立通商关系,因觐见乾隆皇帝时是否行跪拜礼而致谈判破裂,至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五口通商,再至1858年和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将外国驻华使馆送进北京,增设各地领事馆,允许教士自由传教,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旅行,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修订关税。外国人力图将西方“普世”的商业规则和外交理念推行到中国,建立所谓“平等”的条约关系。而在中国方面,内心依然认为自己是凌驾天下的中央王朝,认为各种外交和通商都是枪炮逼迫下做出的屈辱让步。所以公使们虽然入驻北京,在同治朝前十二年中,不能觐见皇帝(理由是皇帝尚未成年),不能觐见皇太后(因为她们是女人),没有递交国书(关键是外国人拒绝向皇帝下跪),不能与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交往(大臣们不愿与戎狄禽兽般的洋鬼子打交道)。中国也不向邦交国派出常驻使节(推脱没有外交官)。直至1872年皇帝大婚,不仅不邀请使节出席婚礼,还照会各国使馆,要求约束本国国民,不准在大婚的日子去围观娶亲的队伍。1874年,同治皇帝亲政,英法德美使节联合要求觐见,双方再次就跪拜礼仪展开争议.最后,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各国公使站立着递交的国书,而外国人却意识到还是中了圈套:紫光阁是历代皇帝接见藩属国使节的地方。
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首次接见外国使臣
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首次接见外国使臣
        1866年4月,当时还是参赞的威妥玛撰写过一篇《新议略论》,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他说天下各国,分为东西。东国之间,中华实属尊崇。四面邻邦,无非向化。个别国家即便不畏军威,亦服文教,三千年来皆是如此,而与泰西并未联系。如今西方各国,论科学不亚中华,论兵力似觉稍胜。中华果至终衰之时,列强难免不会干预。“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仰或不免分属诸邦?”他建议中国应派出外交使节,学习西方技艺,各省开通铁路 电报,开采五金煤炭,水陆各军进行西式操练,医学各项设馆学习,财政不足可向外国借贷,海关若能掌握语言规则,亦可除去洋员,自理税务。英国公使阿礼国将此文向总理衙门推荐。恭亲王奕訢又将威文连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撰《局外旁观论》一起,向皇帝和皇太后进呈,还建议将文章转发沿海沿江口岸督抚大臣阅看讨论,这恐怕是中国上层官员第一次看到学习西方的建言。
        讨论没有结果,中国依然以天朝自居。虽已意识到不要被动地等待突发事件再去应付,没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却不作主动变革,不冒风险,日子便歌舞升平地打发过去。驻京的洋人外交官如同栖息在汪洋中的孤岛之上,与周边的中国人很少交往,每天无聊地看着自己的胡子长起来,其实他们就在平静中等待突发事件,再与中国政府交涉和算账。
         马嘉理事件正是绝好的突发事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职业外交官,威妥玛显露出强横而富有技巧的特征。他看准清政府的颟顸自大、信息不灵和不承担责任等诸多软肋,把解决滇案肆意延伸,即借此解决中国政府同外洋各国的关系和贸易关税的问题。
        威妥玛究竟要什么?
        1875年8月2日,威妥玛从上海到天津,多次找李鸿章交涉滇案。8日,梅辉立拜访李鸿章,藉反对岑毓英对滇案的奏报,代表英方又提出六项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允诺,才能了结滇案,久保和局:
        一、中国须速派一二品钦差大员至英国通好和说明滇案;
        二、遣使必请明发谕旨,刊登《京报》,使中外共知;
        三、云南地方官调兵阻击柏郎、戕害马嘉理,显违总署护照文函,事先失防,临事失察,请明降谕旨,分别议处;
        四、遣使赴英时,应顺道从印度都城经过,与印度总督会晤,说明滇事;
        五、滇缅交界道路须任英人通行,请中国使臣过印度妥商边界贸易章程;
         六、各国公使除与总理衙门商议交涉事件外,请准与各部院大臣交接酬应,共敦睦谊。
          10日,威妥玛拜会李鸿章,继续交涉滇案。威妥玛说:中方7月31日照会称系野人所为,其实我3月间已料及必是以此搪塞。总理衙门向来办事含混敷衍,无论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到现在尚无一句实语。从前马嘉理由滇省往缅甸一路行走并无错处;此时欲带柏郎由滇回缅,总署便有风俗刁悍、民情顽梗、勿稍勉强等语,是此路断不许外人行走?我已令柏郎由海道回印度.听凭印度总督办理。
       13日,李鸿章致函总署,呈交威妥玛会谈后派参赞格维讷送来的节略——他与李鸿章交谈后,正式起草书面文件,阐述英方要求。其索要条件略作调整,一为须准京内外中外大员互相来往;二为令通商口岸和内地各处遵守条约,通商要改变法则;三为派格维讷往滇观审,要有恭亲王出具保护凭据;四为印度派人到滇亦要护送凭据;五为请降旨诘责岑毓英为何六个月无详细情况奏报;六为遣使臣赴英道歉;七为遣使驻英,上谕必须公开登在《京报》上。这些要求,和梅辉立8日所提基本一致。
        由此看出,威妥玛借解决滇案要把事情搞大,解决与案件无关的其他问题,甚至不惜以断交撤使相威胁。
       李鸿章报告清政府,威妥玛“语甚决绝,非赖大力主持,不能斡旋危局也。”而其要求,亦非皆不可行。关键是“尊处若再虚宕,该使势必扬帆离津,届时即令鸿章等从旁转圜,彼亦必不肯将就,岂非徒多转折?”
        北京继续拖延。8月23日,威妥玛在与李鸿章的会晤中说:“我早料商议不成,恐和局 必不能保。我于19日已发电告知英国朝廷,谓总署视此事如儿戏。又告知印度,叫他预备兵队。”“我今已定个主意,不日进京与王爷及总署大臣面商,能行则立即施行,否则我即率同所属官员一齐出京,并令英人在京津两处者悉数南下,我到香港暂住,听凭水师提督及印度大臣如何办理。那是必要失和、必要动兵了!”威妥玛还威胁说:“总理衙门莫非还在等天上掉下个好事情?要知道天津教案时正赶上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这种机会,此时不会再有了!我在京年久,哪样事看不到底?恐怕一定要绝交了!”
        30日下午,威妥玛真的离开天津,去烟台与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赖德上将会商下一步行动,准备撤退使馆人员至上海,天津、牛庄的英国领事和侨民也一律南下,必要时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甚至发动军事打击。
        清廷的让步,英国的“课业”
        李鸿章8月24日再次向总署建议妥协。他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语》云毒蛇螯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螯不能消也。”本案难于措手,在于恐有大吏失体之处,但朝廷若为其所累,致坏全局,则失体更甚。一旦决裂开战,不但滇边受害,通商各口也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断不足以应大敌。威妥玛屡有绝交动兵之语,盖深窥我国时事之艰,方敢如此。他主张“酌允一二事,俾得转场。”
         在洋人的威逼下,清廷被迫让步。所谓“酌允一二事”,一是同意派出驻外使节,二是同意外国公使与北京官员外来。
         今天看来,邦交国相互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和派遣外交代表是天经地义的。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确立两国建交,“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至在京师租赁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员公馆,大清官员亦宜协同襄办。”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两国分别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但清政府依然以中央王朝自居,决不把使馆设到伦敦、巴黎去,继续自我孤立达十五年之久。
法文画报《JOURNAL DES VOYAGES》中马嘉理被杀的插图
法文画报《JOURNAL DES VOYAGES》中马嘉理被杀的插图
        8月28日,上谕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以侍郎候补,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亦即代表中国皇帝前往伦敦,向维多利亚女王道歉,同时设立驻英使馆。次日,李鸿章将消息透露给威妥玛。郭嵩焘在当年上层官员中,属于观念开通者,威妥玛也略知其人,对他表示欢迎。
        经历滇案周折,中国人被迫决定向西方国家派出常驻外交官。威妥玛认为,这是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外交规则,和外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指出:“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念,最终被用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且导致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确立。”缔造这一新秩序的主要工具是条约,通常用促进“和平、友睦、通商”的言辞来表达。通过这些法律文件,清政府被迫将西方人想在中国得到的大量权利给予他们。而真正能够贯彻条约的,是共同的话语体系的认同。何伟亚将其称作一项“教育计划”,是“英国的课业”(English Lessins),如果清政府接受了欧洲形式的外交实践,就是承认自己地位的改变,不再坚持整个世界都接受它的至高地位了。到了年底,总理衙门还奏请向美国、西班牙、秘鲁派遣使节,以保护美洲的华工。
         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至此已经无法视而不见了。到欧洲的中心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起因,却源自云南边境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不管杀手是谁,初心如何,他都没有料到,这次大盈江畔蝴蝶翅膀的扇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30日上午,威妥玛趁热打铁,又向李鸿章提出:按照国际惯例,各国使节可以同驻在国皇室成员及高级官员联系。中国看不起外国,所以除总署大臣之外,官员和外交官不相往来。若要真心和好,京中尚书、侍郎等均应与各公使交往。李鸿章回答,按照中国惯例,人臣无私交,不敢不遵守。威妥玛说,既要改变为和好之心,岂能尽拘旧例?又说各部院大臣都疏远外国人,无怪老百姓更不尊重外国人。双方还就遣使上谕是否“发钞”(即公开发布)又争论了2个小时。次日,恭亲王上奏,称驻京使臣与部院大臣往来礼节未便置之不议。一个月后又奏,请由总理衙门制定交往方案。到了年底,总理衙门建议新年里组织外国使节和各部院大臣拜年,彼此往来即从1876年开始。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观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观
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右)和恒祺
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右)和恒祺
         那会儿,北京人对外国人不叫“老外”而叫“鬼子”。某天有个洋人到总理衙门大臣恒祺家拜访,恒祺儿子当场大呼“鬼子”来了,弄得客人很是尴尬。后来,总税务司赫德把这个故事讲给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听,宝鋆劝他想开些:“每个人都得听任人家人家起绰号。汉人叫我们‘臊鞑子’,我们叫他们‘汉蛮子’,而轮到你们——”赫德只得点头说:“我们是洋鬼子(Yang Kwei-tze)。”
         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管外国人叫“鬼子”,这听起来有点唐突失礼,但反映出上层人士对于外国人的蔑视。其实早在1860年,地位尊贵的恭亲王奕訢因为与联军谈判议和和接触洋务,就被北京人暗送了一个“鬼子六”的诨名。1876年2月4日(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下午,总理衙门组织了史上第一次尚书侍郎与外国使节的拜年活动。这天是立春,微寒有雪意。总理衙门里设果席十桌,恭王率总理衙门大臣坐在中间,各部大臣坐在两侧。八个国家的外交官分批进入,中外宾主分别介绍姓名。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他所看到的洋人,“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他对威妥玛还有形象描绘:“年近六十,无游词,阴险之至。”翁的观察和心态,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有着普遍的认同。而消除这种内心的蔑视,转而建立对洋人的敬畏、谄媚,最后形成官僚阶级与外国的勾结,恰恰就是“英国课业”所要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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