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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特朗普上任百天,对比看他和奥巴马谁更好  

2017-04-30 20:21:07|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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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反观特朗普,虽然4月初由于打击叙利亚、戈萨奇就位等因素而促使支持率回归到了40%出头,但曾经的35%已是美国总统“百日执政”的历史低点。


4月29日,在2017财年临时拨款到期可能引发政府关门的阴影之下,特朗普政府跌跌撞撞地度过了首个100天。在百日执政中,特朗普几乎用尽浑身解数,急于做事,来尽快证明自己并回馈选民。但就政策效果而言,特朗普在经济与国内事务上的政绩难以收获普遍满意,而在外交与国际事务上则相对更快地回归到传统路线上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

“百日执政”的说法,在美国政治中由来已久,而真正成为新当选总统甚至是新获得国会多数地位的政党为自身设定“小目标”的历史,还要回溯到小罗斯福的“百日新政”。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对于1933年那个春天的评价,“在就职以来的三个月中,国会和整个国家前所未有地执行着总统提出的理念与政策议程”。具体而言,“在这个时间段内,小罗斯福向国会发出了15项总统通告、推动了15项法律的立法与执行、发表了10次公开演讲、每两周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与内阁会议、与多位外国元首会谈、召集国际会议、在内外政策上做出了关键决策、从未退缩或恐慌,更没有不良情绪……小罗斯福的掌控力让那些认为其难以很快行动的人大为惊讶”。


小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小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自这段改写美国国运的“百日新政”之后,几乎所有总统都渴望同样拥有一个完美的“百日执政”。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来党争极化日益加剧以及1949年即第81届国会以来的国会立法程序分权化程度加剧的情况下,新科总统或国会新多数党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立法突破的可能性持续下滑。

也正是因为这些难度,2009年1月18日,即将就任总统的奥巴马就曾在媒体面前表达了并不希望公众拿“百日执政”的得失作为决定其成败的标准:“第一个100天的确很重要,但可能并不会是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100天。”


奥巴马

奥巴马

虽然奥巴马的谦虚甚至到了缺乏信心的地步,但其后的故事证明他的确较为成功地献上了高质量的“百日执政”,甚至在完成度上也与小罗斯福有了几分神似。所以,要对特朗普政府“百日执政”加以评价,与其一一梳理得与失,不如将奥巴马的百日作为参照,加以些许比较。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维度上的对比,或许能站在不同的山丘上看到有趣的风景。

必须预先说明的是,昔日的奥巴马和如今的特朗普确实面对着相类似的某些重要政治环境。比如,两人都享有着所谓“一致政府”,即本党同时掌握着国会两院多数,进而让顺畅推进立法成为一种可能。又如,就是两人都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只是奥巴马需要解决的是必须尽快力挽狂澜的金融危机,而特朗普要做的是应对缠绕在民众中间难以释怀的不满与怨气。再比如,两人在不同程度上被贴上了“反建制派”的标签。这样说对奥巴马其实也不过分,其当选以前的确是在华府根基不深的国会新人,而那句“可以相信的改变”也大有打碎陈规旧俗的雄心。当然,奥、特之间在个人风格与国内外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些也决定了他们在“百日执政”中的迥异表现,而这些差异也势必会在未来任期中不断延时生效。

首先,从立法与政策推进方面比较,奥巴马明显更有效率,特朗普可谓一筹莫展。在就职一周后,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提供7870亿美国救市资金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就得到了国会众议院的通过,并于2月17日在国会参议院放行的情况下正式被签署成法,这无疑是奥巴马“百日执政”的最大亮点。

反观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心急相似,他也在上台一周后的1月27日就高调抛出了第一项重大政策调整,即所谓的“禁穆令”1.0版。但由于政策内容的极端倾向以及实施中的诸多不合理,这个版本在执行了13天后就遭遇了司法的彻底冻结;而其2.0即改良版本甚至还未实施就胎死腹中。

两版“禁穆令”的同样命运,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其所谓“行政令”而非“立法”的定位。从数量上看,奥巴马和特朗普在行政令的使用频率上并不存在本质差异,奥巴马在前100天使用了19个行政令,而特朗普的数字是29个。但问题在于,奥巴马的行政令大多是程序性的,比如设置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内政委员会、白宫医疗办公室、白宫城市事务办公室等,具有政策意义的行政令并不太多,而且并不存在否定性向度的重大政策改变,唯一的改变即结束对联邦政府不能给予干细胞研究提供政府拨款的限制。

换言之,明显区别于奥巴马的是,特朗普更愿意以单边的总统行政令方式来推动重大政策,而出于效率考量或对国会共和党精英的高度不信任而一度拒绝与国会更多合作。

必须承认,奥、特两位总统在“百日执政”中尝到了重大立法或政策失败的滋味。前者的失败最终竟成了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奥巴马一上台就通过行政令方式宣布开始着手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这一动议在其后8年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强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的《美国医疗法案》的初步失败,也让特朗普痛失了一次兑现关键承诺的良机。

如果说,关塔那摩议题上的失败背后杂糅着美国不同政治势力在反恐战略上的竞争以及联邦制下的各州博弈的话,共和党医改的暂时落空预示着特朗普正在为毫无政治经验与专业政策认知度的重大欠缺付出代价。在毫无了解具体政策的内涵与要素的“零基础”上,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将“交易的艺术”复制到华盛顿的政治游戏之中。

在立法和政策推进方面因解决路径不同而高下立判之后,奥巴马和特朗普在人事安排或团队构建上遭遇的问题却同样棘手。奥巴马是在100天被用尽的前一刻才最终完成了15位内阁部长的就位,但这其中也难免商务部长和卫生部长人选“难产”的窘况。出任前者职位的前两个人选都因个人丑闻隐患或政党压力而放弃,第三备选才是后来又被派来北京的骆家辉;后者也经历了第二次选择:堪萨斯州州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在4月28日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成为奥巴马内阁中最后到岗的部长。

反观特朗普,最后宣布的农业部长人选索尼·珀杜(Sonny Purdue)和2月16日重新提名的劳工部长人选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的就位也被拖延到了“百日执政”的最后一周。

从内阁构建扩展到需要国会参议院批准的556个联邦政府职位的话,奥巴马在100天内已经实现了69个职位的就位以及118个职位人选提名的宣布,但特朗普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仅为26和37。再关联考虑到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多位高管提名人放弃提名、以及多位建议人选被以在竞选期间对特朗普及其团队出言不逊而被否定的实际情况,特朗普在人事与团队安排上的困境更加严重。

正所谓“人事即政治”,奥巴马的波折主要源自其对总统政治本身的估计不足,而特朗普的错误显然是忠诚度凌驾于所有其他本应平行考虑的因素之上,属于彻底的任人唯亲。其结果,不但是特朗普政府与整个华盛顿圈子的格格不入,更是特朗普被一群以忠诚度粘合起来、内斗常态化的小圈子的包围之中,天然地隔绝着原本就有限的专业意见。

诚然,特朗普“百日执政”内也有重大“人事”胜利,即他在1月31日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在4月10日宣誓就职。不过,这一关键人事安排这可能也未必光彩:一方面,上任伊始的奥巴马毕竟没有塑造联邦最高法院政治生态的机会,所以没什么可比性;另一方面,这一胜利的成本是国会参议院进一步延伸了“核选项”权限,蚕食着国会参议院原本被赋予的体现个人主义制衡的宪政权力。

如果把国内角度扩展到国际舞台的话,刚刚坐进椭圆办公室的奥巴马和特朗普虽然都处于学习或调试状态,但他们在各自的“百日执政”中展现给世人截然不同的姿态。对奥巴马而言,他的外交事务学习更像是主动体验式的,从2009年2月19日首访加拿大开始,在100天之内访问了欧洲、亚洲以及美洲的9个国家,并在英国出席了G20峰会、在法德两国出席了北约峰会、访问了当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出席了美洲峰会。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拉格,奥巴马首次在公开演讲中向世界阐释了很快为他带来诺贝尔和平奖的“无核世界”理念;而在4月1日的伦敦,上任71天的奥巴马就与应邀出席G20峰会的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奥巴马坐在椭圆办公室(总统办公室)里

奥巴马坐在椭圆办公室(总统办公室)里

反观特朗普,目前计划中的首次出访是5月24日至27日的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欧洲之行,并将分别参加北约峰会和G7峰会。如此时间安排,使特朗普超过了肯尼迪,成为艾森豪威尔以来正式当选就职后最晚出访的美国总统。

促使特朗普刷新纪录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欧洲国家在今年的确面临一些客观变数,类似英国脱欧以及提前选举或者法国总统选举等,因而相关的峰会并未如2009年那样被及早安排;又如,特朗普的当选给世界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世界各国普遍选择了主动接触,而非是2009年时“主动拥抱”的姿态,进而更多地选择访问美国的积极行动、与特朗普展开第一次亲密接触;甚至与当时48岁、与非洲和东南亚颇有渊源且曾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任职的奥巴马相比,70岁的特朗普对外部世界少了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白宫还是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特朗普都在努力倾听外部世界的声音,为其政府系统外交政策的形成做好酝酿与准备。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欧逸文(Evan Osnos)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将这位新总统形容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但100天过后,特朗普不但逐渐知道了自己的“不知道”,而且正在努力让这些“不知道”被知道。所以,对于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政治与军事经验同时为零的总统而言,在家学习、晚些出访,也许是更为稳妥、合适的选择。

在内政或外交上的斩获,也都充分体现在民调的变化上。2009年4月时,奥巴马得到的打分大概是65%支持、29%反对。这个数字是自艾森豪威尔即普遍使用民调以来的第三好水平,最好的一位是拿下71%支持率的肯尼迪。

反观特朗普,虽然4月初由于打击叙利亚、戈萨奇就位等因素而促使支持率回归到了40%出头,但曾经的35%已是美国总统“百日执政”的历史低点。关于历史低点的解释并不只是特朗普“百日执政”的失败那么简单,毕竟其在共和党内部仍旧维持八成以上的满意度。或者说,特朗普原本就是背负着历史最低的满意度当选并走入白宫的,面对着极化的政治环境以及对其评价不一的民意倾向,特朗普的“百日执政”反而是很好地维持了民意的分野。但必须看大,长期陷于负面居多的民意印象,也给新总统制造了极大的紧迫感。


特朗普与过去50年总统的支持率对比

特朗普与过去50年总统的支持率对比

总体而言,特朗普的“百日执政”,虽然在外交事务上有所学习、甚至在大国关系和区域事务上快速成长,但似乎有些“偏科”了;如果在经济与国内议题上,仍采取单边方式、无法补足经验与专业度的欠缺,无法通过国会立法方式实现重大调整或政策效果、进而尽快有效回应民众期待的话,特朗普的总统生涯一定无法从选民那里拿到及格的分数。这是目前他的“百日执政”能够提供的最重要建议或教训。

盘点奥巴马执政八年的重大遗产,无论是全民医改,还是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无一是在“百日执政”中就论及的政策重点:前者是在2009年9月才正式开启立法程序,后者更是在2011年末才得以浮出水面。因而,对奥巴马或特朗普而言,100天的历练、熟悉、总结经验,才是最为重要的。正如约翰·肯尼迪曾经感慨的那样,“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在第一个100天实现,也难以在第一个1000天中完成,甚至或许我们在世上的一辈子也完成不了。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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