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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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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明的诅咒:人类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2017-02-25 08:35:52|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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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自然”性,是在文明之前漫长的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文明的诞生,确实伤害了我们的生物学自然属性,让人类成为了文明的奴仆。


《老子》中有一个看似违反常识的观点:最自然的人类生活方式,意味着远离文明的危害:远离流行的新科技、伤害人性的政治活动、刺激欲望的商业经济、和礼乐刑法的文化。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半原始社会中,人性的天真得到舒展。

《庄子》对于文明有类似批评:“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这比老子更为激进,要求人们回到农业文明之前 “与禽兽居、与万物并”的更原始的状态。

近代欧洲的卢梭,也觉得文明出现后人类告别“自然状态”是件糟透了的事情:他写道:文明,既没有让人类变得更道德,更没有让人类更幸福。他在《爱弥儿》中叹息:“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就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知识的途径。” 这几乎就是《老子》绝圣弃智,为道日损的欧洲版。

这些相似的哲学思辨,都批判文明对于人性自然的伤害。但是,由于缺乏历史和科学的证据,我们如何得知,人性之自然,确实是和文明相冲突的呢?在文明之前,人类“与禽兽居、与万物并”的状态到底是种什么状态呢?



最近20年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综合研究——包括美国戴蒙德的《枪炮、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以色列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以新的证据描述了何为“自然之人”。这个新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自然”性,是在文明之前漫长的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文明的诞生,确实伤害了我们的生物学自然属性,让人类成为了文明的奴仆。

虽然直立人早在400万年前就已出现,人类作为一个新的物种(智人Homo Sapiens)是距今20万年前在东非出现的。10万年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由近东,向欧洲和中亚扩散。证据表明,最迟6万年前,智人来到了东亚,在四至三万年前,他们渡海来到了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一万多年前,人类才从西伯利亚越过今天的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用数千年时间,逐渐迁移到美洲的最南端。


现代智人的分布范围,图片源自维基百科现代智人的分布范围,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约7万年前人类认知能力飞跃,产生了语言和想象,让人类可以抽象的思考,处理并传播大量信息,虚构不存在的事物。约四万年前开始,人类的物质文化开始突飞猛进,逐渐发明了弓箭、针线、衣服、舟船、器皿,这让人类可以迁移到世界上更遥远寒冷的地方。由于船的发明,人类可迁移到各大海岛。他们迁移到台湾岛、菲律宾、夏威夷、马达加斯加等岛屿的时间为距今6千年到1500年前不等。

在十几万年漫长迁移过程中,人类一直是狩猎采集者,追逐猎物,采集果实;这期间,人类进化出了最适合采集狩猎生活的体质和基因。

人类的迁徙,造成了全球环境的急剧变化和物种的迅速消失。在智人到来前的数十万年中,各大洲生存着各种早期直立人类,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中亚的丹尼索瓦人,东亚直立人(包括我们熟悉的北京猿人),以及最近发现的印尼佛罗瑞斯岛上的小矮人等等。在智人占领全球的过程中,这些早期人类都遭到了灭绝,灭绝的原因,如果不是智人直接的屠杀,大概是由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同时灭绝的还有非洲之外各大洲的巨型动物,从猛犸象、剑齿虎、岩穴狮,澳大利亚的大袋鼠、袋狮、袋熊,到马达加斯加的大象鸟,都被新到来的智人猎杀得一干二净。

如今,只有非洲的大型动物种类最多。戴蒙德认为,这是因为,非洲的动物在过去二十万年中和人类一同进化(Co-evolution),人类早期不完善的捕猎技术,让非洲动物有充分时间进化出对人类的畏惧,这正挽救了他们的性命。而当人类到达其他大陆时,捕猎技巧已臻娴熟,而当地的动物来不及进化出对入侵者的恐惧,因而被轻易迅速地灭绝。另有证据表明,入侵的人类曾大面积放火焚烧森林捕猎,急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

正如道家所言:人类的出现,对于自然,是一场灾难。

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农业文明出现以前,狩猎采集人群的生活相对幸福和谐。采集狩猎者大约一天只花几个小时采集果实谷物,几天才出去打一次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树下八八卦,在洞里谈谈恋爱,毫无现代生活的压力。

由于狩猎采集人群人口稀少,却占据大片地区,食物来源丰富均衡。捕猎让他们获得肉类蛋白质,通过采集得到野生蔬菜、谷物、水果和坚果。他们并不十分暴力,狩猎采集者暴力多来自于资源的紧缺、或者针对群体内部违反平等观念的人。

他们极端崇尚平等,没有阶级的观念。威望来自于个人的创造力、和其他才能。由于不必和家畜接触,他们不受从动物那里来的病菌侵害;更没有现代文明中的各种精神焦虑和压抑。平均寿命高达60多岁。

十几万年的漫长进化让他们的身体和基因极为适应他们的狩猎采集生活。他们仿佛庄子笔下“民居不知所为,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的上古真人(《庄子·马蹄》)。他们“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 (《庄子·大宗师》)这些狩猎采集者活得自然快乐。

这美好图景随着文明的诞生而消散。



在大约一万年前,农业首先在今天土耳其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新月形肥沃地带”出现,并迅速传播到邻近的欧洲和印度。之后数千年间,中国、中美洲、西非等地区独立出现农业。人类逐渐驯化了野生的谷物,从此逐渐放弃了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农业逐渐催生了阶级、文字、和国家——诞生了文明。

戴蒙德的研究表明,农业虽然刺激了人口的急速增长,但是并没有增进人类的幸福,甚至也没有显著增加个人的知识。采集狩猎者比农民更快乐,更有知识。这是因为:采集狩猎者必须熟悉生活环境里的一草一木,每一种动物,每座河流山川,所以他们的脑容量比现代人还要大。

现代人虽然作为整体掌握了更丰富的知识,但是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未必更多,而只是知识种类的不同(这表现在现代人在原始森林里几乎无法独立存活)。更重要的是:农业让人类生活变得痛苦。

人类的身体,在农业产生之前的十几万年中,进化出了最适合采集狩猎生活的体质。他们更适于长期行走并奔跑,追踪动物,更适于攀爬树木岩石,采集果实。但一万年前出现的农业,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们被迫每日在田里弯腰劳作,这造成了多种身体的疾病,包括各种腰椎颈椎背部疼痛。戴蒙德的发现,暗合了庄子对于技术文明带来智巧,破坏原始的敦厚和幸福的说法。庄子“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的故事,有着来自生物人类学的证据。

更多证据表明人的自然属性被文明伤害。在漫长的采集狩猎阶段,人类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多样化的食物来源;最健康的饮食,是混合多种肉类、谷物、水果、坚果、蔬菜的均衡饮食(因为采集狩猎者只能、也必须吃这样的复合饮食)。在农业产生以后,人类的食物来源变得过分单一,只依赖一两种谷物,这进一步损害了人类的健康。

农业让人类驯化了动物。从此,家畜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细菌和疾病传染给人类(小型采集狩猎社会因为没有与家畜的接触,病菌的种类和危害比现代社会少得多)。同时,定居农业生活要求人口密集居住,这大大增加了传染病爆发的几率。欧亚大陆的人类,用数千年时间,通过大量人口的死亡,进化出了一定免疫能力,发明了免疫方法。但是,新大陆的人类没有这种优势。这在跨洲际文明接触的同时,造成了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区高达90%的土著人口死于天花等疾病。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林俊宏/中信出版社/2014[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林俊宏/中信出版社/2014

农业让食物产量快速增长,刺激了人口的爆炸,又连锁引发社会组织的变化。在狩猎采集阶段,人群(bands)的最大规模为150人左右。农业诞生后,出现了多达数百人的部落(tribes),之后又出现了包含上千人的酋帮(chiefdoms),最后,出现了统治超过5万人的国家(states)。强加的贡赋与税收,上级命令和等级制度,新的纪律、法律与文化,都渐渐成为常态。正如老子所说:“大道废,有仁义”。新的社会组织打破了狩猎采集者的原始平等主义。人与人之间,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平等和睦状态。戴蒙德将国家等新制度的出现称为“盗贼统治”(kleptocracy)。这与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誅,窃国者为诸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赫拉利认为,农业的产生,对于被驯化动物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动物从此不能在野外奔跑、自由的交配;它们不得不忍受圈栏的狭小,和人类的宰割。与它们的天性相反,鸡终生被关在小笼子里,猪生活在自己的粪便中,牛羊被屠杀阉割。换言之,农业不仅让人类痛苦,也让家畜跟人类一起受罪。这仿佛庄子所说的:“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文明不仅让人痛苦,还让牲畜和人一起受罪。


[美]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美]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总之,在戴蒙德和赫拉利看来,农业文明是人类为自己挖的一个大坑,一跌进入就爬不上来。从此,人类告别了狩猎采集时代 “与禽兽居、与万物并” 的古朴自然状态,告别了庄子笔下的天真。表面看来是人类驯服小麦,其实是人被小麦驯服;农人们成天伺候农作物,因担忧天灾人祸而饱受精神折磨;文明带来的技术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让他成为技术的奴隶(采集狩猎者因为不用耕作没有这种焦虑)。这仿佛庄子所说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道家对于技术的批判,获得了人类学的依据。

单一的饮食让人营养不均衡,终日的劳作带来腰椎颈椎的病痛,被驯化的动物带来各种传染病,社会等级的出现打破了和谐的平等主义——从此,虽然文明在发展、人口在增长,个人幸福却被损害了。可是,人类为什么不回到之前的狩猎采集状态呢?戴蒙德认为,这是因为,一旦开始农耕生活后,人类渐渐失去了从前狩猎采集的知识和经验,另外,人口的剧增,也让狩猎采集生活在新的时代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食物。

文明,是一条不归路。

在文明的牢笼中,人类永远地失去了自然。新的技术、新的政治组织,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让他远离之前漫长狩猎采集阶段进化出的基因。文明来得太快,进化走得太慢——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与文明的基本冲突。来自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为道家对文明的古老哲学批评,提供了不谋而合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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